第1章 數(shù)字來襲：您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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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害怕、不要恐懼，只要有意識地幫助孩子度過人生的這一階段即可。

（家長,孩子處于 13-15歲，16-18歲年齡段）

Rewired State[ 英國最大的互聯(lián)網獨立開發(fā)商]首席執(zhí)行官愛瑪·馬爾昆妮曾說過，“謹慎文化”意味著孩子受到的教育是害怕互聯(lián)網，而不是去理解它。我們需要正視這些恐懼，而正確解決這些現(xiàn)代憂慮的一個有效方法就是回顧歷史。這正如傳媒研究學的講師馬庫斯·樂寧所寫的那樣，“大量的研究表明，通過使用互聯(lián)網，我們的日常生活將會發(fā)生轉變或得到改善，而互聯(lián)網仍被看作是一種威脅。”新技術可能帶來的風險其實并不僅僅表現(xiàn)在網絡方面。記者丹·加德納在他2008年出版的新書《冒險》中寫道：“雖然每個時代的人都會面臨風險，但我們這個時代所需面對的風險卻是最可怕的。歷史表明，從來不缺末世論者，在媒體上更是屢見不鮮，但是我們是歷史上最健康、最富有、最長壽的一代，而我們的恐懼感卻與日俱增。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悖論之一�！�

每一次的技術革新都會伴隨恐懼的產生，包括印刷機、電話、電視機的發(fā)明。這些現(xiàn)象被稱為“精神恐慌”。社會學家弗蘭克·富雷迪指出，當社會感覺到不能適應某種劇烈的變化并且擔心失去控制時，就會產生“精神恐慌”。再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常常將個別的危害事件廣義化為一般情況，暗示所有人都處在“危險之中”。

還有一個術語需要介紹給你們，即“技術決定論”：從某種意義上講，每種新技術的誕生都會帶來新的行為方式，這不是我們所能控制的。也許用下面的話來解釋更加恰當：所有新科技的產生都會帶來新的機遇、新的行為方式，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壞的，但我們有權選擇如何使用它們，可以用于圓珠筆、手表、IPAD，也可以用于火箭或原子彈。

如果我們重點關注“道德恐慌”，并相信“技術決定論”，我們就可以清除那些錯誤的解決方案，集中力量去關注孩子們所受的傷害。我們知道，技術和媒體在我們的生活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還需要將其他的重要影響因素也考慮進去，包括文化方面的和經濟方面的。南希·威拉德是互聯(lián)網使用安全責任中心的負責人，他認為，在媒體中呈現(xiàn)的恐懼與研究數(shù)據(jù)及實際的風險程度是不相符的，這些恐慌往往被各類媒體放大。當遇到最壞的案例時，執(zhí)法機構和過濾軟件的生產商，他們總會關注于恐懼，而學校又往往拿這些最壞的案例去教育孩子注意網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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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風險是確實存在的，但很多報道是不客觀的，甚至是危言聳聽的。

（家長，孩子處在3-5歲，6-9歲年齡段）

美國的皮尤網絡調研公司會針對美國人的網絡生活定期制作研究報告，2012年的報告為《因特網的未來》。在制作這篇報告的過程中，曾向一千多個專業(yè)技術人員征求意見，并針對這些恐懼提出了若干積極的解決辦法。美國通信顧問斯托·博伊德指出，我們現(xiàn)在的種種焦慮10年后會被認為是守舊的，這與蘇格拉底曾經害怕使用文字、以前的家長擔心孩子會學習貓王的搖滾舞步如出一轍。我們不要再對新技術冷眼旁觀了，因為無論如何，它都將會那樣出現(xiàn)、存在。杰西卡·克拉克是一名媒體戰(zhàn)略顧問，在兩所美國通信技術研究中心擔任高級研究員，她對新技術同樣持積極的態(tài)度：

歷史就是這樣發(fā)展的：上了年紀的人會因為看不慣那些年輕人的通訊產品和消費習慣而發(fā)出嘖嘖的感慨之聲，并且固執(zhí)地認為伴隨自己成長的通信技術無論是從智能上還是從人文情懷上，都是更有優(yōu)勢、更勝一籌的。

我們每個人都在尋找使用新技術的方式，其中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壞的。我們將探尋與其共存的方式，并且將生活如此繼續(xù)下去。我們應該意識到，國家既然能接受新技術問世所帶來的種種可能，就必然有方法去控制它所帶來的各種風險。

“風險”社會的形成

雖然早期的研發(fā)人員給人們帶來了新技術，但是只有讓普通大眾透過風險看到新技術在日常生活中的潛在價值，才能使這項技術成為主流。對于擁有手機這樣的想法，我們不也曾覺得非常可笑嗎？但是現(xiàn)在我們每天不都在檢查有沒有帶“錢包、手機、鑰匙”這三樣嗎？

我們是不是由于這些媒體對數(shù)字媒體的不斷負面報道，加深了我們負面消極的認知？如果是的話，那我們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再次回到丹·加德納和《冒險》這本書上，其中有一個極具說服力的例子：9.11事件后，人們害怕乘坐飛機旅行，所以很多美國人選擇公路出行。統(tǒng)計表明這導致的后果是，和往年相比，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數(shù)增加了五千多。飛機失事總會引起媒體的普遍關注，而交通事故引起的死亡卻不會，往往只會描寫成一起“不幸的意外”。我們要知道，有些恐懼也是具有建設性的，但這樣的恐懼不是“沒有理由的恐懼”或“精神恐慌”。加德納說過，潛伏在公園和網絡聊天室的戀童癖們是一類的。過去我們常說，孩子的成長伴隨著挫折和機遇，風險的發(fā)生被認為是孩子成長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現(xiàn)在的我們卻不惜一切代價躲避風險，這種態(tài)度就源于媒體的報道。

危險的幽靈往往是從我們消費的媒體中發(fā)展出來的，這些媒體既包括報刊、電影（當然是以一種更輕松的方式），也包括一些網上資料。這是不是意味著無論我們做什么，我們都不會贏？2008年，拜倫教授說，我們已經對一系列風險達成共識，但我們對所害怕的風險會帶來的實際傷害并不清楚。例如，色情內容現(xiàn)在已經傷害孩子們了嗎？還是會在較長的時期影響他們的性發(fā)展？還是只是讓他們變得不再純真而已？如果我們能更清楚地表達我們怕的是什么，那我們就可以著手處理恐懼了。

拜倫希望父母們能夠意識到，那些被我們視為風險的東西也能為我們帶來一些新的機遇，比如通過網絡結交新朋友。因為風險并不僅僅意味著傷害，所以面對風險該何時干預、如何干預，這些都需要我們謹慎對待。要鼓勵孩子以積極的方式參與網絡活動，而不是讓他們對網絡世界充滿恐懼。

漢娜·羅新在《大西洋月刊》中寫道，我們現(xiàn)在已經變成風險規(guī)避者和失敗譴責者。下面是弗蘭克和特蕾莎·卡普蘭在1973年《游戲的力量》一書中，有關“到底是什么讓孩子脫穎而出”的一段話：

這當然不僅僅是由于語言表達能力。一個人要有所建樹，必須有一顆勇敢的心，好玩好動的天性；以執(zhí)著堅忍的性格，經歷和遭受失敗的考驗。這個人要足夠強大，如果需要隨時可以從頭再來；要足夠警醒，無論發(fā)生什么都能從中有所收獲。他必須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在自我激勵下，向著一個未曾檢驗過的目標前進。最重要的是，他必須有會玩的能力！

2012年，加拿大非營利組織MediaSmarts提出的一份報告，回顧了從2000年到2012年的發(fā)展變化。2000年，那是他們第一次開始和孩子們討論網絡。當時，孩子們認為互聯(lián)網是一個私人空間，大人們不能進入或控制，所以無論他們在網絡上做什么，都不需要承擔后果。2004年，網絡已經完全融入他們的社交生活——他們開始嘗試使用不同的身份，與線下的朋友加深情感，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其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在聯(lián)系方式中身份變得越來越重要，他們不再匿名上網，然而作為對監(jiān)控的回擊，孩子們開始發(fā)展屬于他們自己的文本語言：

2011年，私人的游戲空間基本不存在了。我們的參與者告訴我們，互聯(lián)網已經成為一個完全的監(jiān)控平臺。他們的父母、老師和一些機構將他們置于嚴密的監(jiān)視之下。

說到監(jiān)視，不得不提起于已于2013年7月1日生效的兒童網絡隱私保護條例（簡稱COPPA）。COPPA雖然基于美國，但卻是為全世界國家設定的，對其他國家也會產生很大影響。條例規(guī)定，任何社會網絡要想從孩子那里收集信息，都要首先征得其家長的同意。

現(xiàn)代家庭的變化

為了更好地理解我們的恐懼是如何產生的，除了考慮科學技術的改變外，我們還要考慮那些在我們生活中發(fā)生變化的其他因素。在家庭生活中，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是：婚姻的結合越來越少，而更多的是離婚、分居、同居；非婚生子女越來越多，他們待在家里的時間變得越來越長；結婚越來越晚，生孩子的年齡越來越大，人們的壽命越來越長。這些都是我們的家庭正在發(fā)生的改變。沃達豐通信公司2010年的研究強調如何通過不斷的技術進步，使我們的家庭在保護生活隱私的同時，能變得更開放，并愿意接受更廣泛的影響。

孩子的家庭和社會地位已經發(fā)生了重大轉變，從過去的“視而不見”——出現(xiàn)、存在但沒有發(fā)言權，到如今他們已成為家庭生活的重心。他們有能力對重要的家庭決議產生影響，并且有很多公司已經注意到他們的購買力。

在家庭里，童年的觀念已經發(fā)生了轉變。我們需要提防，不要把我們的童年浪漫化。當我們“滿街瘋跑”的時候，就好像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根本不存在任何危險。在七·二四新聞文化革命之前，各個新聞時段到處充斥著饑荒的消息，盡管這種危險看起來并不是那么可怕。過去人們普遍認為孩子們生性頑皮，需要嚴加管教，但現(xiàn)在人們又認為，孩子們本性善良，他們的天真無邪很容易遭到破壞，因而需要被保護起來。隨著市場對孩子們進行的一系列重新分類，我們對待孩子的方式也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

隨著孩子越來越多地通過大眾媒體接觸世界、獲取全球信息，他們也越來越多地被控制、被管理、被調查。雖然我們非常重視孩子們的自覺性和想象力，但是作為父母，在保護他們規(guī)避那些身體和社會風險的同時，也要控制和管理他們的生活。為了給他們一個美好的童年，從而使他們長大以后能夠得到更多的成功機會而感到“壓力山大”。然而，一些孩子卻會在家里沒人的時候，回到空蕩蕩的家，家里的電腦和移動設備為他們提供了很多他們可以參與的虛擬社區(q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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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外面工作，雖然我老公在家里工作，但是他的生意到了關鍵期，根本沒有精力去監(jiān)督孩子。而孩子放學到家的時間通常要比我下班到家的時間早一個半小時，在這期間，孩子有時候就會全神貫注地玩游戲機、玩手機或看電視。

（家長，孩子年齡處于6-9歲，13-15歲年齡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