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與歷史5：晚明以來的天主教研究》：
　　二、權責歸屬
　　按照清朝制度，內務府及宗人府、理藩院等中央機構均不用漢人，這3個機構也正是清朝區(qū)別于明朝新設的中央官署。康熙將印票由內務府頒發(fā)給西洋教士，撇開專司“五禮秩敘，典領學校貢舉，以布邦教”的禮部，是基于視歐洲傳教士為“皇帝的自家人”的考慮。內務府官給發(fā)各種印票由來已久。比如清代會典記載，內務府“原定炭軍出口燒炭，每年工部給票三百紙，于八月內繳銷舊票，換給新票。盛京居住砍伐木槽箭桿匠人，每年戶部給票八十四紙，于二月內盛京佐領委官赍繳舊票，換給新票”。據此觀之，所謂傳教印票只不過是內務府所頒發(fā)各式印票的一種，各種印票功能各異，分別對應相應的中央職能機關。按理說參照同時期內務府其他種類印票，頒發(fā)西洋教士傳教印票應先通過議政王大臣議準，再由內務府轉咨禮部簽發(fā)，程序至少要經過與禮部的會商方具有效力。從議事程序而言，傳教印票事關重大。那么所謂的傳教印票為何不由禮部頒發(fā)？奏議為何不直接交付禮部，而是由議政王大臣商議，并經內務府發(fā)票通行？
　　首先，順治以來內務府一直是與西洋傳教士關系最為緊密的中央官署，特別是康熙基于對內務府的信任，促使內務府最終成為掌管給發(fā)傳教印票的專門機關。通過分析康熙晚年西洋信息渠道及事由可以發(fā)現，康熙皇帝關于西洋人的信息主要通過4個渠道獲得：在京教士、養(yǎng)心殿、武英殿和廣東督撫，即通過與在京教士的直接往來和其他中央機關或地方官員間接探取兩種。其中間接渠道主要依靠供職內務府武英殿、養(yǎng)心殿的官員以及廣東地方督撫。當時武英殿、養(yǎng)心殿官員主要有赫世亨、李國屏、趙昌、和素、王道化、張常住、伊都立等7人；廣東地方督撫則有總督趙弘燦、楊琳，巡撫滿丕、法海等。廣東督撫往往負責奏報并遣人伴送新來西洋技藝人進京，同時搜集有關西洋、西洋人的訊息。而內務府武英殿、養(yǎng)心殿官員則充當康熙與西洋人之間的媒介，上達西洋人往來、著述等訊息，下傳康熙皇帝之朱批諭旨，同時還監(jiān)管在京尤其是供職于武英殿、養(yǎng)心殿內的西洋教士。其中趙昌、王道化充任養(yǎng)心殿總監(jiān)造，赫世亨、和素、張常住、李國屏、伊都立等5人均官至武英殿總監(jiān)造。以被洋教士蘇霖譽為“中國教會的功勛元老”的趙昌為例，他本系順治帝隨從中一名一等大員之子，曾為康熙最早的侍童，徐日升1691年致視察員信中說道：“目前我們得到的一切好處多虧了這個人，因為20多年來，我們的事情都是由他在皇帝面前經辦的。”趙昌與耶穌會關系尚可，與耶穌會士安文思、利類思、南懷仁等有過往來，但與傳信部直屬傳教士關系很不好。馬國賢回憶錄竟稱雍正拘捕趙昌：“這就是著名的趙昌的下場，他是鐸羅樞機主教，和所有天主教的公敵。”入清之初，湯若望利用順治朝皇宮出入之便，苦心經營同御前侍衛(wèi)、內務府的關系，使得內務府成為清初官僚系統(tǒng)中繼欽天監(jiān)之后又一個近西學的中央官署。至康熙年間，內務府甚至成為聯(lián)結皇帝與洋教士之間最重要的渠道，也是同時期所有中央官署中與洋教士日常生活關系最密切的一個機構。為此，康熙將頒發(fā)西洋教士傳教印票之事交付內務府，而非專司其職的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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