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你想怎么來講八十年代這個題目呢？
　　阿城：我不是太有“十年”這種概念。就像藝術的變化不會隨著政治時期的改變而變化，好比我們文學史上，兩漢、魏晉，或者隋唐，不會因為有了一個新朝，就會出現(xiàn)新的藝術，政治的、權力的轉換決定不了藝術。事情也許早就發(fā)生了，也許還沒有發(fā)生。單從“八十年代”劃分，有點兒難說了。
　　查建英：那個時間其實是人為的計量。比如說，從外部環(huán)境看，八九年好像是一個句號，它正好又是八十年代末。九。年以后，文學上就有了王朔，大家很習慣就把王朔看成一個九十年代的現(xiàn)象。實際上他早在八十年代就開始了，不過那時他不突出，只是舞臺上眾多的人之一。其實這個年限不見得。
　　阿城：對，不見得。就像世紀末兩千年那個分界點，叫個事給攪和了：到底二〇〇〇年，還是二〇〇一年算是兩千年的開始呢？我記得有些國家是二〇〇〇年的時候慶祝，有些國家不認這個，二〇〇一年慶祝。很多人慌了，因為大部分人習慣了以一個十年或者一個時間的量度去決定自己的情緒�！拔乙�跨過這一年，我要有一個新的，我要做什么事情”，突然發(fā)現(xiàn)不是，說下一年才是，有挫折感。美國人喜歡搞十年這種東西，decade，搞得有聲有色，有好多套叢書，你肯定看到過。臺灣前些年搞過七十年代，找了很多人回憶。查建英：你是說他們回顧過七十年代？
　　阿城：對，很多人都卷進去了，《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楊澤主持的吧。
　　我自己的量度不是這種，而是知識結構，或者文化構成。從知識結構、文化構成來說，一八四。年是一個坎兒，新的知識撼動中國的知識結構，船堅炮利；一九一九年“五四”是一個坎兒，新的文化撼動中國文化構成，科學民主；一九四九是最大的一個坎兒，從知識結構、文化構成直到權力結構，終于全盤“西化”，也就是惟馬列是瞻。中國近、現(xiàn)代史，就是這三個標志，其他就別再分什么十年了。不過既然定的話題是八十年代，總要來說說吧。對一九四九年這個坎兒，我覺得七十年代算是一個活躍的時期，七六年，官方宣布“文革”結束，造成八十年代是一個表現(xiàn)的時期，畢竟出版又被允許了。
　　查建英：是不是一個從地下轉到地上的過程？比如那些詩人。
　　阿城：也沒有全轉上來吧。不過確實在八十年代，我們可以看到不少人的七十年代的結果。比如說北島、芒克，七八年到八〇年的時候，他們有過一次地下刊物的表達機會，但變化并不是在那時才產生的，而是在七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末的白洋淀就產生了。七十年代，大家會認為是“文化革命”的時代，控制很嚴，可為什么恰恰這時思想活躍呢？因為大人們都忙于權力的爭奪和話題，沒有人注意城市角落和到鄉(xiāng)下的年輕人在想什么。
　　查建英：對，六六年、六七年是特厲害的，六八年以后就開始下鄉(xiāng)了。
　　阿城：管不著了，這些學生坐在田邊炕頭了。他們在想什么，傳閱一些什么，寫什么，權力者不知道。像六十年代末的芒克、根子、多多、嚴力他們在河北白洋淀形成那樣一個詩的區(qū)域，尤其根子的《三月的末日》，意象銳利迷茫，與食指的《魚群三部曲》失望迷茫區(qū)別得很開。《三月的末日》在我看是那時的經典，可惜沒有人提了。我記得岳重跟我說，他當時提了一桶魚從白洋淀坐火車回北京，到北京的時候桶里的魚死得差不多了；春天了，但是，三月是末日。這樣，一直貫穿整個七十年代。所以，好像是壓制得最厲害的時期，但是因為把他們推到權力、行政力管理相對松散的地方，他們反而有些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