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前的歷史教訓
　　今年，假如我們不太健忘的話，正好是明代亡于外族的三百周年紀念。
　　歷史是一面鏡子，三百年前，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們追念。
　　三百年前，當明思宗殉國以后，李自成西走，清人借吳三桂的向導，占領北平分兵南下的時候，南京小朝廷領袖弘光帝，正在粉飾升平，興建宮室，大備百官，征歌選舞，夜以繼日。他的父親死于非命，原配離散不知下落，國君殉國，國土一部分淪于“流寇”，一部分被異族兵威所蹂躪，人民流亡離散，被戰(zhàn)爭所毀滅，被饑餓瘟疫所威脅，覆巢之中無完卵，即使是禽獸也該明白當前危機的嚴重。然而這位皇帝還是滿不在乎，人生行樂耳，對酒當歌，南京淪陷的前夕，他還在排演當代有名的歌劇《燕子箋》！
　　三百年前，當南京小朝廷覆亡的前夕，清兵迫近江北，流寇縱橫晉陜，民窮財盡，內憂外患交迫的時候。宰相馬士英憑了一點擁立的私恩，獨擅朝權，排斥異己，擯史可法于江北，斥劉宗周、黃道周于田野，迎合弘光帝的私欲，濫費國帑，搜括金帛，賣官鬻爵，鬧得“職方多似狗，都督滿街走”！左良玉舉兵東下，以清君側為名，他才著了急，盡撤防江的軍隊來堵住西兵，給清軍以長驅深入的機會，他寧可亡國于外族，不肯屈意于私爭。到南京淪陷以后，他卻滿載金帛，擁兵到浙江，準備再找一個傀儡皇帝，又富又貴，消遣他的余年。
　　三百年前，當國家民族存亡系在一發(fā)的嚴重關頭，過去名列閹黨，做魏忠賢干兒子，倒行逆施，為士大夫所不齒的阮大鋮勾結了馬士英，奉承好了弘光帝，居然做了新朝廷的兵部尚書，綜全國軍政，負江防全責。在大權在握的當兒，他的作為不是厲兵秣馬，激勵士氣，也不是構筑工事，協和將帥，相反的他提出分別邪正的政策，他是多年來被擯斥的閹黨，素來和清流對立的，趁時機把所有在朝的東林黨人一一擯斥，代以相反的過去名在逆案的閹黨。他造出十八羅漢五十三參的黑名單，把素所不快的士大夫留在北都不能出來的，和已經逃亡南下的，都依次順列，定以罪名。對付一般讀書人，他也不肯放松，咬定他們與東林和左良玉有關，開了名單，依次搜捕。天不如人意，這些計劃都因南都傾覆而擱淺。他只好狼狽逃到浙江，清軍趕到，叩馬乞降，不久又為清軍所殺，結束了他不光明的一生。
　　三百年前，當外族鐵蹄縱橫河朔，“流寇”主力恣張晉豫，國破民散，人不聊生的時候，擁兵數十萬虎踞長江上游的左良玉，卻按兵不動，坐觀興亡。他看透了政局的混亂，只要自己能保全實力，舍出一點賄賂當局，自然會加官晉爵，封妻蔭子。在這個看法之下，他不肯用全力來消滅“流寇”，卻用全力來擴充隊伍。政府也仰仗他全力對付“流寇”，不肯調出來對付外敵。駐防在江北的四鎮(zhèn)，又是一種看法，一面用全副精神勾結權要，一面用全副力量來爭奪防區(qū)，揚州是東南最繁榮的都會，也就是這些軍閥眼紅的目標。敵人發(fā)動攻勢了，他們自己還發(fā)動內戰(zhàn)，殺得驚天動地。好容易和解了，指定了任務，北伐的一個被部下暗殺了，全師降敵，其他兩個，清兵一到，不戰(zhàn)而降，只有一個戰(zhàn)死。左良玉的部隊東下，中途良玉病死，全軍都投降了清朝，做征服兩浙閩廣的先頭部隊。
　　三百年前，當前方戰(zhàn)區(qū)的民眾，在被敵人殘殺奴役，焚掠搶劫，輾轉于槍刀之下，流離于溝壑之中的時候，后方的都市，后方的鄉(xiāng)村，卻像另一個世界，和戰(zhàn)爭無關，依然醉生夢死，歌舞升平。南京的秦淮河畔，盛極一時，豪商富賈，文人墨士，衣香鬢影，一擲千金，畫舫笙歌，窮奢極欲。杭州的西湖，蘇州的閶門，揚州的平山堂，都是集會的勝地，文人們結文社，談八股，玩古董，捧戲子，品評妓女，研究食譜，奔走公堂，魚肉鄉(xiāng)里。人民也在歡天喜地，到處迎神賽佛，踏青賞月，過節(jié)過年，戲班開演，萬人空巷。商人依舊在計較錙銖，拿斤拈兩。在戰(zhàn)區(qū)和圍城中的，更會居奇囤積，要取厚利。大家似乎都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當前是什么日子，更發(fā)生什么變局。他們不但是神經麻木，而且患著更嚴重的痿痹癥。敵人一到，財產被占奪了，妻女被糟蹋了，伸頸受戮，似乎是很應該的事情�！稉P州十日記》和《嘉定三屠記》所描寫的正是這些人物的歸宿，糊里糊涂過活的結局。
　　三百年前，從當局到人民，從將軍到文士，都只顧自己的享受，兒女的幸福，看不見國家民族的前途。個人的腐化，社會的腐化，宣告了這個時代的毀滅。雖然有史可法、黃道周、劉宗周、張煌言、瞿式耜、李定國、鄭成功，一些代表民族正氣的人物，卻都無救于國家的淪亡，民族的被奴化！
　　三百年后，我們想想三百年前的情形，殷鑒不遠，在夏后氏之世。
　　歷史上的君權的限制
　　近四十年來，坊間流行的教科書和其他書籍，普遍地有一種誤解，以為在民國成立以前，幾千年來的政體全是君主專制的，甚至全是苛暴的、獨裁的、黑暗的，這話顯然有錯誤。在革命前后持這論調以攻擊君主政體，固然是一個合宜的策略，但在現在，君主政體早已成為歷史陳跡的現在，我們不應厚誣古人，應該平心靜氣地還原其本來的面目。
　　過去兩千年的政體，以君主（皇帝）為領袖，用現代話說是君主政體，固然不錯，說全是君主專制卻不盡然。至少除開最后明清兩代的六百年，以前的君主在常態(tài)上并不全是專制�？帘┑�、獨裁的、黑暗的時代，歷史上雖不盡無，但都可說是變態(tài)的、非正常的現象。就政體來說，除開少數非常態(tài)的君主個人的行為，大體上說，一千四百年的君主政體，君權是有限制的，能受限制的君主被人民所愛戴。反之，他必然會被傾覆，破家亡國，人民也陪著遭殃。
　　就個人所了解的歷史上的政體，至少有五點可以說明過去的君權的限制，第一是議的制度，第二是封駁制度，第三是守法的傳統(tǒng)，第四是臺諫制度，第五是敬天法祖的信仰。
　　國有大業(yè)，取決于群議，是幾千年來一貫的制度。春秋時子產為鄭國執(zhí)政，辦了好多事，老百姓不了解，大家在鄉(xiāng)校里紛紛議論，有人勸子產毀鄉(xiāng)校，子產說，不必，讓他們在那里議論吧，他們的批評可以作我施政的參考。秦漢以來，議成為政府解決大事的主要方法，在國有大事的時候，君主并不先有成見，卻把這事交給廷議。廷議的人員包括政府的高級當局如丞相御史大夫及公卿列侯二千石以至下級官如議郎博士以及賢良文學。誰都可以發(fā)表意見，這意見即使是恰好和政府當局相反，可以反復辯論不厭其詳，即使所說的話是攻擊政府當局。辯論終了時理由最充分的得了全體或大多數的贊成（甚至包括反對者），成為決議，政府照例采用作為施政的方針。例如漢武帝以來的鹽鐵榷酤政策，政府當局如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等官都主張繼續(xù)專賣，民間都紛紛反對，昭帝時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曰，愿罷鹽鐵榷酤均輸官，無與天下爭利。于是政府當局以桑弘羊為主和賢良文學互相詰難，詞辯云涌，當局幾為賢良文學所屈，于是詔罷郡國榷酤關內鐵官。宣帝時桓寬推衍其議為《鹽鐵論》十六篇。又如漢元帝時珠崖郡數反，元帝和當局已議定，發(fā)大軍征討，待詔賈捐之上疏獨以為當罷郡，不必發(fā)軍。奏上后，帝以問丞相御史大夫，丞相以為當罷，御史大夫以為當擊，帝卒用捐之議，罷珠崖郡。又如宋代每有大事，必令兩制侍從諸臣集議，明代之內閣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六科諸臣集議，清代之王大臣會議，雖然與議的人選和資格的限制，各朝不盡相同，但君主不以私見或成見獨斷國家大政，卻是歷朝一貫相承的。
　　封駁制度概括地說，可以分作兩部分。漢武帝以前，丞相專決國事，權力極大，在丞相職權以內所應做的事，雖君主也不能任意干涉。武帝以后，丞相名存職廢，光武帝委政尚書，政歸臺閣，魏以中書典機密，六朝則侍中掌禁令，逐漸衍變?yōu)樗逄频娜�省——中書、門下、尚書——制度，三省的職權是中書取旨，門下封駁，尚書施行，中書省有中書舍人掌起草命令，中書省在得到君主同意或命令后，就讓舍人起草，舍人在接到詞頭（命令大意）以后，認為不合法的便可以繳還詞頭，不給起草。在這局面下，君主就得改換主意。如堅持不改，也還可以第二次第三次發(fā)下，但舍人仍可第二次第三次退回，除非君主罷免他的職務，否則，還是拒絕起草。著例如宋仁宗時，富弼為中書舍人封還劉從愿妻封遂國夫人詞頭。門下省有給事中專掌封駁，凡百司奏鈔，侍中審定，則先讀而署之，以駁正違失，凡制敕宣行，大事復奏而請施行，小事則署而頒之，其有不便者，涂竄而奏還，謂之涂歸。著例是唐李藩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制尾批卻之，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得云批敕耶。這制度規(guī)定君主所發(fā)命令，得經過兩次審查，第一次是中書省專主起草的中書舍人，他認為不合的可以拒絕起草，舍人把命令草成后，必須經過門下省的審讀，審讀通過，由給事中簽名副署，才行下到尚書省施行。如被封駁，則此事便當作為罷論。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審查。如兩省官都能稱職，堅定地執(zhí)行他們的職權，便可防止君主的過失和政治上的不合法行為。從唐到明這制度始終為政府及君主所尊重，在這個時期內君權不但有限制，而且其限制的形式，也似乎不能為現代法西斯國家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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