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清代史家章學誠擷“六便”“二長”以界定通史�！傲�便”即“免重復”“均類例”“便銓配”“平是非”“去牴牾”“詳鄰事”，“二長”是“具翦裁”“立家法”。但同時他認為通史或有“三弊”，謂“事實之失據，去取之未當，議論之未醇”或“無短長”“仍原題”“忘標目”。這當然是一概而論。與之不同的是唐朝史家劉知幾，他反對通史，理由是歷史如煙、史料浩繁，修者難免厚此薄彼、掛一漏萬。事實上，無論會通還是求專，均可能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短舍長、燕瘦環(huán)肥也總會有所偏側，至于是非評騭則更是見仁見智。然而，正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學人大可以縱橫捭闔，擇其善而行之。
然而，隨著西學的進入，通史漸為我國學界所接受，錢穆的《國史大綱》、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白壽彝的《中國通史》等皆是顯例。而文學通史作為其“副產品”或“先聲”也一發(fā)而不可收。自1904 年林傳甲和黃摩西各自編撰《中國文學史》至今，我們有了數(shù)千部規(guī)模不同的通史，其中絕大多數(shù)為近二十年所產。
《西班牙與西班牙語美洲文學通史》（以下簡稱《通史》）是第一套真正意義上的西語國家文學通史，且不盡限于西語國家，蓋因它起自相對獨立的拉丁西哥特王國（包括今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南部），后經阿拉伯安達盧斯（極盛時期有原西哥特王國大部并西西里島、撒丁島和意大利南部），及至15 世紀西班牙憑借航海大發(fā)現(xiàn)成為橫跨歐美大陸的龐大帝國，更是涉國二十余、延綿千余年；外加縱貫美洲的古代瑪雅、印加和阿茲臺克文明之遺產，其史久矣。由是，與目前我國已有的幾種十幾萬至五十余萬字的單卷本西班牙文學史或拉丁美洲文學史不同，它不僅貫通古今，而且呼應兩洲，無論廣度還是深度均大大超出以往（包括現(xiàn)有西班牙和西班牙語美洲國家同行所著，蓋因后者即或卷帙浩繁，亦必有所排斥，其中的意識形態(tài)慣性不言自明）。
《通史》凡五卷：
第一卷《西班牙文學：中古時期》；
第二卷《西班牙文學：黃金世紀》；
第三卷《西班牙文學：近現(xiàn)代》；
第四卷《西班牙語美洲文學：古典時期》；
第五卷《西班牙語美洲文學：近現(xiàn)代》。
《通史》當力取會通之義，并不拘一格，既擷取法國式（朗松、泰納）的寫作路徑，同時適當借鑒劍橋方法，以期有點有面、有史有論。此外，隨著批評方法的日益多元（20 世紀或因之被稱為“批評的世紀”），從結構主義到后結構主義到后之后，形式主義、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后人道主義以及新批評、敘事學、符號學、心理學、比較學、認知學、傳播學、倫理學、接受美學、文化批評、生態(tài)批評等此起彼伏，流散、空間、身體、記憶、性別、身份、族裔、互文等甲未唱罷乙登場，真可謂斗艷爭奇、各領風騷。它們在拓展視野、深化認知、激發(fā)思辨等方面或有可取之處，但本著不拘牽于以上任何一種，而將立足于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力求點面結合，庶乎既見樹木也見森林，既有一般文學史、斷代史的規(guī)約，又不完全拘泥于時序。瞻前顧后、上溯下延、繁簡博約、縱橫捭闔，全憑需要。魯迅說過，“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tài)……”誠哉斯言！因為，人是無論如何都不能拽著自己的小辮離開地面的。

第一卷《西班牙文學：中古時期》由三部分組成：
第一部分為西哥特拉丁文學。西哥特王國是由西哥特人與其他日耳曼部族戰(zhàn)勝西羅馬帝國之后在伊比利亞半島及今法國南部建立的封建王朝，此乃西班牙王國的雛形。這一時期的文學卻是極端宗教化的，它幾乎完全游離于西哥特人或蘇維匯人的宮廷爭斗和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之外。這種情況一直要到穆斯林占領時期，乃至“光復戰(zhàn)爭”后期才有所改變。然而，卡斯蒂利亞語（即西班牙語或西班牙語的主體）、加泰羅尼亞語、加利西亞—葡萄牙語等“俗語”主要由拉丁文演變而來；因此，拉丁文及其文學，及至廣義的書寫對于西班牙語及其文學便不啻是影響：說源頭固可，謂血脈也罷，無論如何，其親緣關系毋庸置疑。然而，除了語言的延承關系，后來的西班牙文學與拉丁文學相去甚遠，這里既有時代社會變遷的原因，更有伊斯蘭文化加入之故。需要說明的是，迄今為止，還鮮有西班牙文學史家將西哥特拉丁文學和阿拉伯安達盧斯文學納入視野。究其原因，語言障礙是其一；西方中心主義是其二；而因西方中心主義一不做，二不休，將阿拉伯安達盧斯之前及同時并存的拉丁文學棄之不顧是其三。由是，橫貫近千年的西哥特-西班牙拉丁文學被濃縮在一兩萬字的小冊子里，是謂不相雜廁，而它與其說是簡史，毋寧說是人名作品目錄。至于阿拉伯安達盧斯文學則同樣乏人問津，罔論一視同仁。
第二部分為阿拉伯安達盧斯文學。公元711年，阿拉伯人從北非馬格里布地區(qū)長驅直入，迅速占領了伊比利亞半島的大部分地區(qū)，并在塞維利亞建立總督府。稍后，伍麥葉王朝傾覆，其唯一后人阿布杜勒?拉赫曼以科爾多瓦為中心建立了獨立于阿拔斯王朝的阿拉伯- 伊斯蘭安達盧斯。伊斯蘭學者在幾代愛彌爾或哈里發(fā)的率領下，翻譯傳播古典學術、打造伊斯蘭西方王國。與此同時，阿拉伯安達盧斯文學全面開花，并在詩歌、小說、散文方面創(chuàng)造了大量杰作。它們迥異于西哥特拉丁文學，而且以彩詩等原創(chuàng)體裁反過來影響了阿拉伯本土文學。而最早的西班牙語文學，乃至普羅旺斯民歌便是由彩詩等阿拉伯安達盧斯文學催生的。誠然，阿拉伯安達盧斯文學的豐富性和重要性至今沒有獲得西方學界的充分關注和認可。而阿拉伯安達盧斯文學的世俗化傾向恰好與西哥特拉丁文學形成了極大的反差，而其伊斯蘭神秘主義又為后來的西班牙神秘主義文學打開了一扇別樣的天窗。
第三部分為西班牙語早期文學。西班牙語文學的歷史并不悠久，但它具有古希臘羅馬基因，中世紀又融匯了日耳曼和阿拉伯血脈。15 和16 世紀，隨著美洲的發(fā)現(xiàn)，西班牙語文學再經與古代印第安文學碰撞、化合，催生出更加絢爛的景觀。但是，西班牙文學對西方乃至世界文學的影響遠未得到應有的闡發(fā)。這與西班牙帝國的急速衰落有關。作為特殊的意識形態(tài)，文學生產固然不直接受制于社會生產力和經濟基礎，但必然反映經濟基礎和生產力的發(fā)展方向，其傳播方式和影響力更與后者密切相關。19 世紀的法國文學、英國文學，以及目下美國文學的流行當可更好地說明這一點。作為反證，西班牙語美洲的“文學爆炸”固然取決于這一文學本身所呈現(xiàn)的繁復、迤邐和奇妙，但其在全世界引發(fā)這般關注，卻明顯得益于“冷戰(zhàn)”，即拉丁美洲作為東西方兩大陣營的緩沖地帶而使其文學同時受到美蘇的推重。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其實也很勢利，蓋因文學所來所去皆非真空。

第二卷《西班牙文學：黃金世紀》書寫15 世紀末至17 世紀末西班牙文學的繁榮時期�！包S金世紀”這個概念是從古希臘搬來的，借以指稱這一時期西班牙文學的輝煌燦爛。雖然西班牙和國際文史學家對西班牙（甚或葡萄牙）“黃金世紀”的起訖時間和內涵外延的界定很不一致，但一般趨向于認為它從1492 年摩爾人被趕出其在歐洲的最后一個堡壘格拉納達、西班牙完成大一統(tǒng)和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開始，至1681年偉大的戲劇家卡爾德隆去世而終結，歷時近兩個世紀。在這兩個世紀中，西班牙文壇天才輩出，群星璀璨。本《通史》傾向于把“黃金世紀”視為一個漸進的發(fā)展過程，不主張給它以過分確切的時間界定，因此對有關作家作品的排列與一般文學史的斷代方式有所不同。以體裁為例，這一時期西班牙產生了神秘主義詩潮、巴洛克詩潮、新謠曲、田園牧歌，等等；形式上則受到了阿拉伯詩歌和更為復雜的十四行詩、亞歷山大體等外來詩體的沖擊和影響。小說方面，這一時期涌現(xiàn)了更多類型或子體裁，如騎士小說、流浪漢小說、“現(xiàn)代小說”、牧歌體小說、拜占庭式小說，等等。其中，流浪漢小說是西班牙對世界文學的一大貢獻，產生于16 世紀中葉�！缎“]子》（佚名）是它的開山之作，初版于1554 年，其筆觸自下而上，用極具震撼力和穿透力的現(xiàn)實主義風格展示了西班牙社會的全面衰落�！艾F(xiàn)代小說”是除流浪漢小說之外“黃金世紀”西班牙文壇涌現(xiàn)的人文主義小說，而塞萬提斯被認為是“現(xiàn)代小說之父”，其代表作《堂吉訶德》和一系列中短篇小說奠定了西班牙文學在西方乃至世界文壇的崇高地位。我國自林紓、周氏兄弟以來，圍繞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爭論與思考今猶未竟。在戲劇方面，真正劃時代的作品一直要到15 世紀末才得以出現(xiàn)。它便是悲喜劇《塞萊斯蒂娜》。作為首創(chuàng)，這部悲喜劇在以鮮明人文主義精神和“愛情至上”觀反擊封建禁欲主義的同時，利用“拉纖女人”這個來自下層社會的角色大膽革新了脫離實際的“文學語言”。這部作品對西班牙和歐洲文學的影響僅次于《堂吉訶德》，且不遜于《小癩子》。它之后是一大批喜劇、悲劇和鬧劇。其中《敗壞名譽者》塑造了后來聞名世界的“唐璜”。然而，西班牙戲劇真正的驕傲是天才的洛佩?德?維加。他創(chuàng)作了上千個劇本（雖然流傳的只有三四百種），并將文學題材拓寬到了幾乎所有領域。他在當時的影響遠遠超出塞萬提斯，因而頗受塞萬提斯本人及其他同代作家的推崇，被稱為“自然界的精靈”“天才中的鳳凰”。從某種意義上說，維加和貢戈拉是當時西班牙文壇的兩座并峙的高峰，前者的“門徒”（主要有“瓦倫西亞派”“馬德里派”和“安達盧西亞派”），產生了胡安?魯伊斯?德?阿拉爾孔、紀廉?德?卡斯特羅（二者對高乃依的影響可能超過任何一個法國作家）等一大批劇作家；后者則改變了西班牙詩歌的走向乃至整個西班牙語文學的話語方式。之后出現(xiàn)的蒂爾索?德?莫利納和卡爾德隆?德?拉?巴爾卡等無不受惠于維加和貢戈拉。蒂爾索?德?莫利納的作品散佚殆盡，但流傳的《塞維利亞的嘲弄者》（1630）等少數(shù)劇作至今仍在上演，表現(xiàn)出恒久的藝術魅力。而塞萬提斯一直要到19世紀浪漫主義時期才真正被定為一尊。

第三卷《西班牙文學：近現(xiàn)代》自18 世紀至今，將見證西班牙國運衰落之后的文壇凋敝。說文學作為特殊的意識形態(tài)不受制于生產力，這顯然不是普遍現(xiàn)象。文學體裁更迭與生產力的關系證明了這一點，發(fā)達國家的文學影響力同樣證明了這一點。當然，這并不否定一個事實，即文學并不完全受制于生產力的發(fā)展程度，它與姐妹藝術一樣，可以自立邏輯。我們的任務是既要揭示文學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也不能遺漏某些表證文學特殊性的重要作家作品所呈現(xiàn)的偶然性。概而言之，18 世紀以降，西班牙喪失了引領風氣的先機，開始亦步亦趨地追隨法、英、德等發(fā)達國家，文壇困頓，作家乏力。本卷仍將以時間為線，串聯(lián)起18 世紀至20 世紀西班牙文學。其中，18 和19 世紀對于西班牙來說，是兩個充滿了失敗和屈辱的世紀。西班牙極盛時期，領土多達一千多萬平方公里，超過古羅馬帝國兩倍，橫跨歐、亞、非、美四大洲，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日不落帝國”。然而，長期的窮兵黷武和偏商經濟使西班牙迅速沒落。剛剛跨入18 世紀，西班牙就經歷了十三年的王位繼承戰(zhàn)。此外，對美洲殖民地治理不善也是導致西班牙帝國坍塌的一個重要因素。首先，西班牙殖民者不同于英國殖民者；前者的主體是冒險家和掠奪者，而后者卻基本上是移民和清教徒。其次，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實行監(jiān)護制，這是殖民者強加于印第安人的一種剝削制度。殖民者（征服者）實際上享有土地權，其中僅五分之一的收入歸西班牙王室。而且，這種監(jiān)護制（或委托監(jiān)護制）逐漸演變成了世襲制。雖然它曾一度被西班牙王室廢黜，但事實上一直延續(xù)到了18 世紀。監(jiān)護制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大地產制，從而造成了社會分配的嚴重傾斜，損害了一般土生白人和混血兒的利益�？偠酱罄懈髯詾檎�，這無疑為西班牙美洲獨立運動的爆發(fā)埋下了最初的導火線。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在歐洲全面崛起，鄰國法蘭西的啟蒙運動更是轟轟烈烈。面對崛起的資本主義歐洲，西班牙開始閉關鎖國；面對紛紛獨立的美洲殖民地，西班牙徒嘆奈何。在文學方面，西班牙全面陷入低谷，直至浪漫主義的興起。然而，無論是浪漫主義還是稍后的現(xiàn)實主義，既非西班牙原創(chuàng)，也沒有完全改變西班牙文壇的蕭瑟凋敝和二流地位。西班牙真正走出困境是在19 和20 世紀之交，因為失去了包括古巴和菲律賓在內的最后幾塊殖民地，老牌帝國終于放下架子開始面對現(xiàn)實。隨著“98 年一代”以及“27 年一代”的先后出現(xiàn)，西班牙文壇逐漸找回了自信。盡管佛朗哥時期的西班牙再一次閉關鎖國，但文學的火焰并未熄滅，及至開放后重歸歐洲大家庭并迅速呈現(xiàn)出炫目的光彩。

第四卷《西班牙語美洲文學：古典時期》包括古代印第安時期和西班牙殖民地時期。前者主要由瑪雅、印加和阿茲臺克文學組成。眾所周知，美洲曾經是印第安人的家園，它自億萬年前地殼變動而成為一洲以來，一直在那里，就在那里，既不舊也不新�，斞�、印加、阿茲臺克等印第安人在那里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文化和豐富的文學。其中，瑪雅文化的發(fā)祥地在今墨西哥南部至洪都拉斯北部。羽蛇（稱之為龍亦未嘗不可）的子民在那里創(chuàng)造了令人嘆為觀止的天文、歷法、數(shù)學、農業(yè)和語言文學等，遺憾的是早在西班牙殖民者入侵之前，其文化已然盛極而衰。個中因由至今還是不解之謎。瑪雅人的文學表征被歲月和殖民者毀滅殆盡，殘存的只有神話《波波爾?烏》和幾種兼具紀年和歷史敘事的文本如《索洛拉紀事》《契倫 ? 巴倫之書》《拉比納爾武士》等。阿茲臺克文化的發(fā)祥地位于今墨西哥中部。西班牙入侵時達到鼎盛。除豐富的神話傳說外，阿茲臺克人創(chuàng)造了優(yōu)美的詩篇和散文，但流傳至今的唯有奈薩瓦科約特爾等少數(shù)詩人的殘篇斷章。印加文化位于今秘魯、厄瓜多爾、玻利維亞和阿根廷北部，中心在秘魯境內海拔三千米的庫斯科，其主要文學表征為神話傳說、詩歌和戲劇。殘留至今的有一些神話、歷史傳說、少量詩歌和一部劇作《奧揚泰》。西班牙殖民地文學起始于1492 年，時年哥倫布發(fā)現(xiàn)美洲。他的航海日志被認為是“新大陸”文學的開端。從此，隨著殖民者的紛至沓來，一個新的種族在美洲大陸誕生了：印歐混血兒。這個以印第安人的鮮血和屈辱為代價產生的新的種族幾乎完全放棄了古老的美洲文明，以至于后人不得不在夢游般的追尋中將其重新復活，是謂魔幻現(xiàn)實主義。
于是，在三百多年的殖民統(tǒng)治中，西班牙文化在西屬美洲一統(tǒng)天下。巴洛克主義在繽紛繁復、血統(tǒng)混雜的美洲世界找到了新的契機，催生了以“第十繆斯”胡安娜 ? 伊內斯修女為代表的“新西班牙文學星團”。19 世紀初，美國獨立運動、法國大革命波及西屬美洲，殖民地作家以敏銳的觸角掀開了啟蒙主義的帷幕，獨立革命的號角南北交響。奧爾梅多、貝略、費爾南德斯?德?利薩爾迪等紛紛為西班牙殖民統(tǒng)治敲響喪鐘。

第五卷《西班牙語美洲文學：近現(xiàn)代》展示近二十個西語美洲獨立國家的文學從步履蹣跚到繁榮昌盛，及至轟然“爆炸”的艱難歷程。獨立革命后，西班牙語美洲狼藉一片、哀鴻遍野。然而，百廢待興的新生國家并未順利進入發(fā)展軌道，文明與野蠻、民主與寡頭的斗爭從未停息，以至于整個19 世紀的西班牙語美洲幾乎是在“反獨裁文學”的旗幟下踽踽行進的。
文學的繁盛固然取決于諸多因素。但是，人不能拽著自己的辮子離開地面，更不能無視“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個事實，除或有“內部規(guī)律”及偶然性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外部環(huán)境”均不可避免地對文學產生這樣那樣的影響，而“尋根運動”無疑是在時代社會的復雜關系中衍生的，它進而成了西班牙語美洲文學崛起的重要原動力。20 世紀20、30 年代，針對洶涌而至的世界主義或宇宙主義等先鋒思潮，墨西哥左翼作家在抵抗中首次置立足點于印第安文化，認為它才是美洲文化的根脈，也是拉丁美洲作家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不二法門。由是，大批左翼知識分子開始致力于發(fā)掘古老文明的豐饒遺產，大量印第安文學開始重見天日。“尋根運動”因此得名。這場文學文化運動曠日持久，而印第安文學，尤其是印第安神話傳說的再發(fā)現(xiàn)催化了西班牙語美洲文學嶄新的肌理，激活了西班牙語美洲作家古老的基因。魔幻現(xiàn)實主義等標志性流派隨之形成，衍生出了以加西亞 ? 馬爾克斯為代表的一代天驕。我國的“尋根文學”直接借鑒了西班牙語美洲文學，并正在或已然產生了具有深遠影響的耦合或神交。與此同時，基于語言及政治經濟和歷史文化的千絲萬縷的關系，西方文學思潮依然對前殖民地國家產生了巨大的“后殖民”作用，或用卡彭鐵爾的話說是“反作用”，它們迫使美洲作家在借鑒和揚棄中確立了自己。于是，在魔幻現(xiàn)實主義和形形色色先鋒思潮的裹挾下，結構現(xiàn)實主義、心理現(xiàn)實主義、社會現(xiàn)實主義等帶有鮮明現(xiàn)實主義色彩的流派思潮應運而生，同時它們又明顯有別于19 世紀批判現(xiàn)實主義，這些流派的作品在西班牙語美洲文壇如雨后春筍般大量涌現(xiàn)，一時間令世人眼花繚亂。人們遂冠之以“文學爆炸”這般響亮的稱謂。然而，這些五花八門的現(xiàn)實主義并未淹沒以博爾赫斯為代表的保守主義和幻想文學。面壁虛設、天馬行空，或可給人以某種“邪惡的快感”（略薩語）�？傊�，在一個欠發(fā)達地區(qū)產生如此輝煌的文學成就，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跡，它固然部分且偶然地印證了文學的特殊性，但個中因由之復雜值得深入探討。
如今，“文學爆炸”塵埃落定，但西班牙語美洲文壇依然活躍，其國際影響力依然不可小覷，盡管同時也面臨著資本的壓迫和市場的沖擊。至于網絡文學，則尚需假以時日才能評判，而其與古來暢銷文學乃至口傳文學的近似性可謂有目共睹。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發(fā)展中國家，尤因中華民族崛起是盼、復興有望，我們更需要了解世界，并為世界提供我們的方案、我們的經典譜系。但是，人不能事事躬親、處處躬親，而文學正是我們洞察世界、感知世道人心的最佳窗口。正所謂“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文學史則是我們臧否經典、探詢文學規(guī)律乃至文明進程的重要渠道。
作為這個簡短序言的結語，我想重復《外國文學學術史研究?總序》中說過的一席話：“在眾多現(xiàn)代學科中有一門過程學。在各種過程研究中，有一種新興技術叫生物過程技術, 它的任務是用自然科學的最新成就，對生物有機體進行不同層次的定向研究，以求人工控制和操作生命過程，兼而塑造新的物種、新的生命。文學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過程研究。從作家的創(chuàng)作過程到讀者的接受過程，而作品則是其最為重要的介質或對象。問題是生物有機體雖活猶死，蓋因細胞的每一次裂變即意味著一次死亡；而文學作品卻往往雖死猶活，因為莎士比亞是‘說不盡’的，‘一百個讀者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
換言之，文學經典的產生往往建立在對以往經典的傳承、翻新，乃至反動（或幾者兼有之）的基礎之上。傳承和翻新不必說；但奇怪的是，即使反動，也每每無損以往作品的生命力，反而能使它們獲得某種新生。這就使得文學不僅迥異于科學，而且迥異于它的近親——歷史。套用阿瑞提的話說，如果沒有哥倫布，遲早會有人發(fā)現(xiàn)美洲；如果伽利略沒有發(fā)現(xiàn)太陽黑子，也總會有人發(fā)現(xiàn)。同樣，歷史可以重寫，也不斷地在重寫，用克羅齊的話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但是，如果沒有莎士比亞，又會有誰來創(chuàng)作《哈姆雷特》呢？有了《哈姆雷特》，又會有誰來重寫它呢？即使有人重寫，他們緣何不僅無損于莎士比亞的光輝，反而能使他獲得重生，甚至更加輝煌燦爛呢？
這自然是由文學的特殊性所決定的，蓋因文學是加法，是并存，是無數(shù)“這一個”之和。魯迅現(xiàn)身說法，意在用文學破除文學的勢利；馬克思關于古希臘神話的“童年說”和“武庫說”則幾可謂眾所周知。同時，文學是各民族的認知、價值、情感、審美和語言等諸多因素的綜合體現(xiàn)。因此，文學既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認同感的重要基礎，也是使之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輕易被同化的鮮活基因。也就是說，大到世界觀，小到生活習俗，文學在各民族文化中起到了染色體的功用。獨特的染色體保證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質文明進程中保持著不斷變化卻又不可湮沒的個性。唯其如此，世界文學和文化生態(tài)才豐富多彩，也才需要東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鑒。同時，古今中外，文學終究是一時一地人心民意的藝術呈現(xiàn)，建立在無數(shù)個人基礎之上，并潛移默化地表達、塑造與擢升著各民族活的靈魂。這正是文學無可取代的恒久魅力之所在。即令在人工智能和生物（基因）工程快速發(fā)展的今天和明天，只要自然繁衍（包括試管產生）的人類存在一天，人如其面，各不相同的事實就將在文學創(chuàng)作、閱讀和評騭中繼續(xù)。
于是，文學猶如生活本身，仍是一篇亙古而來、今猶未竟的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