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和出版《中國紡織考古與科學研究》的動因來自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界十分受敬重的干福熹院士。干院士是浙江杭州人，又在上海工作，所以和我們有著較多的接觸，但由于專業(yè)領域不同，這種接觸也是非常有限。記得在2012年前后，中國絲綢博物館特別是紡織品文物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在干院士的建議下，和北京科技大學梅建軍教授的團隊共同商量對絲綢之路出土文物進行價值認知和科學保護的研究。在這些出土文物中最為重要的就是三大種類：一是干院士特別關注的硅酸鹽質文物，包括陶瓷、玻璃、玉器等；二是金屬，包括銅、鐵、金、銀等；三是以我們的研究為主的紡織品，包括絲、毛、棉、麻等。正是由此，干院士對我們所從事的紡織品考古與研究有了較多的了解，于是也就有了撰寫此書的建議。

其實，干院士對中國考古與科學研究已有很多著述。他和我們談的理念非常特別，先出版英文版，再出版中文版，這倒是與我們在做的工作多少有些契合，我們也經常直接在國外期刊或學術性著作上發(fā)表英文文章。所以，我們的理解也是把我們已有的用英文發(fā)表過的、相對較為成熟的文章進行選擇并重新組合，形成《中國紡織考古與科學研究》的主體。所以，此書不是一部教材，要把中國紡織考古的過程進行系統的介紹，再把科學研究的步驟一步步地寫下來；此書也不是一部通識，要把中國紡織考古的所有發(fā)現都進行完整的表現，把所有的科學研究成果進行羅列匯報。相反，此書的內容只是我們許多工作的案例匯集，但這些案例都很有普遍性和代表性，每個案例都有各自的角度、時代、地域；把所有的案例連起來，就可以得到一個中國紡織考古與科學研究的大概面貌。

譬如，在本書第1部分考古中的紡織品中，文章內容包括早期絲綢傳播（大多是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紡織品的考古發(fā)現）、新疆尼雅出土的漢代經錦、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自魏晉到隋唐的織錦、青海都蘭吐蕃墓出土的唐代絲織品、新疆和田布扎克墓地出土的于闐國時期的絲綢服飾、內蒙古遼慶州白塔發(fā)現的一大批遼代織繡品、江蘇無錫一帶出土的明代絲綢服飾，把這些考古紡織品串起來，就可以形成一個中國紡織考古的主要年代脈絡和發(fā)現的主要種類。本書第2部分是纖維的分析鑒定，我們考慮了新疆小河墓地青銅時代（距今約4000年）的羊毛纖維、江西靖安李家坳墓地出土的東周時期的植物纖維、湖北荊州戰(zhàn)國楚墓中發(fā)現的絲纖維以及用絲制成的琴弦。這樣，早期的毛、麻、絲均包括在內了，只是棉在中國出現較遲，沒有收錄。然后，我們安排了兩篇分別以形貌為主和利用氨基酸對營盤絲纖維進行研究的文章；再就是兩篇利用免疫學方法對古代絲纖維進行研究的文章：一篇側重于測定是否是絲，而另一篇側重于對糟朽絲纖維的測定。這樣一組文章，恰好涵蓋了紡織考古主要纖維種類鑒定的主要方法。本書第3部分是染料的分析檢測，我們集中發(fā)表了一組以絲綢之路色彩保存最好的新疆史前和歷史時期的紡織品染料分析檢測的三篇文章，作為對紡織品染料檢測較為全面的研究。另一篇對于北魏《齊民要術》所載河東染御黃法的研究，是結合文獻考證、工藝復原和染料檢測的多角度綜合文章，介紹的是另一種染料研究的方法。本書第4部分染織技術研究集中收錄了四篇對于平紋經錦、平紋緯錦、斜紋緯錦、緞紋緯錦以及緙織工藝等的理論和實踐還原研究，和一篇關于防染印花夾纈工藝的研究文章，主要是介紹從文物出發(fā)復原織造和染纈技術。本書最后一部分紡織品文物保護則選擇了兩個案例，一是用加固的方法對紡織品進行保護，二是以針線法為主對紡織品進行修復，從兩個角度出發(fā)說明了中國紡織品保護的兩大主要實踐方法。

到此讀者估計已可以明白，本書的特色是各種研究性或實踐性案例的匯總和有序排列，最后呈現出一個全面的但是有細節(jié)的中國紡織考古與保護研究的總體面貌。所以，本書不按章節(jié)排序，只按部分分類匯編，不追求條目形式統一，更希望突出研究特色。我相信，大家在讀了書中一篇篇文章之后，就可以得出迄今為止中國紡織考古與科學研究的一個階段性的面貌、一些階段性的成果。當然要指出的是，所有這些成果主要來自中國絲綢博物館以及紡織品文物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的部分工作，雖然有著一定的代表性，但并不是我們所有工作的綜合。

最后，我要特別感謝干福熹院士對我們科研工作的指導，感謝國家文物局、浙江省文物局對我們長期以來的大力支持，感謝所有合作單位的信任和支持，我也感謝我們自己的工作團隊，特別是從事與本書內容有關的研究或保護工作的同事們。正是大家的積極努力和配合，才使本書有了出版的可能。我也希望，我們能在不遠的將來經常更新紡織考古和科學研究案例，把我們的研究成果及時公布出來。

趙 豐

博士、研究員

中國絲綢博物館館長

紡織品文物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主任

2018年8月19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