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法國符號學論集》，由兩部分內容組成：一部分是我此前出版的《論法國符號學》一書（不包括其"前言"），另一部分是論文選編。它們代表了我對于符號學的認識和理解過程。
　　我學習符號學，除了得益于早先積累的一點普通語言學基礎知識外，主要還是從翻譯和閱讀法國符號學著述起步的，至今，我仍未中斷研究法國符號學，并且依然沿用了這種基本學習辦法。所以，這里的文字，均是談論法國符號學基本原理及其應用實踐的。
　　法國符號學理論的淵源，是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以及丹麥語言學家葉姆斯列夫和法國語言學家本維尼斯特對于這種結構語言學理論的發(fā)展。不過，美籍俄裔語言學家雅各布森則是法國符號學研究起步時的"總指揮"，因為正是他在美國與法國學者列維，斯特勞斯的相遇相知，以及在巴黎與精神分析學家拉康的結識與交流，推動了早期法國符號學研究的形成與發(fā)展。
　　法國符號學研究可分為兩個階段，但它們不是截然分開的。第一個階段出現(xiàn)在20世紀50年代，被認為是與結構主義同一的semiologie（語義符號學）的研究，這是沿用索緒爾的用名。這一階段的研究，其主要特征是研究符號、符號性質和符號系統(tǒng)；這一階段出現(xiàn)過多種探索方向，其主要代表學者是列維-斯特勞斯、拉康、羅蘭·巴特和�？碌龋�而以羅蘭·巴特最為突出。托多羅夫和熱奈特兩人堅持和發(fā)展的"敘述學"，同樣是結構主義發(fā)展的一個分支。《結構主義史》一書的作者多斯（Dosse F.）將semiologie明確為"結構論符號學"（semiotique structurale），這一稱謂也是這本書中的用名。作為"運動"或"活動"，原本意義上的結構主義到了1968年后便偃旗息鼓，之后的情況被稱為"后結構主義"。在"后結構主義"時期，也出現(xiàn)了像德里達的"解構論"、阿爾都塞的"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和克里斯蒂娃的"符義分析"等有影響的重要研究成果。在第一個階段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格雷馬斯的符號學研究，在1970年以后得到了發(fā)展，并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巴黎符號學學派"（Ecolede Paris），該學派采用了semiotique（話語符號學）名稱來定名自己的研究。該學派不再以符號、符號性質及符號系統(tǒng)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而是傾心于探討符號之間的關系即"意義賴以得到表達的各種形式"（Courtes語），從而開啟了法國符號學以研究"敘述語法"或"陳述活動"為主要內容的新的階段即第二個階段，并建立起了"話語符號學"。當前，巴黎符號學學派已經(jīng)成為法國符號學研究的主流。不過，在聯(lián)合國教科文（UNESCO）總部2017年5月30日至6月2日于巴黎舉辦的"今天的格雷馬斯：結構的未來——紀念格雷馬斯100周年誕辰（1917-1992）"國際研討會的宣傳材料中，巴黎符號學學派承認在現(xiàn)時的話語符號學研究中，仍然有semiologie語義符號學的研究內容，而且該學派也以"結構論符號學"自居，并稱今天的巴黎符號學學派是對于當年"結構主義"的真正繼承。這是法國符號學研究在認識上的一種"趨同"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