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曼諾夫王朝三百多年歷史的統(tǒng)治, 其間的歷任沙皇以及此王朝的最終滅亡已經毫無疑問在很多作品中被所反復刻畫 – 無論是古典歷史巨著還是街頭廉價的通俗讀物。自從電影藝術發(fā)明以來，更是有數(shù)不勝數(shù)的無聲及有聲電影加入此列，從高雅的文藝片到拙劣的大制作，這些相關描述使其內容變得更加豐富多彩。直至今日，仍然有創(chuàng)作者在文學、藝術乃至手工藝品的想象里對此進行刻畫，尤其是對王朝最后一任統(tǒng)治者—尼古拉二世(Zar Nikolaj II)以及他的妻子—黑森-達姆斯塔特公國女大公亞歷山德拉(Alexandra)命運的描述。然而，這些作品卻并不完全涉及到對其近親與其部分忠仆的殘忍謀殺。最終，這個統(tǒng)治家族65名成員里的18位被布爾什維克統(tǒng)治者所殺害，46名被迫流亡。我們僅僅了解其中的一位大公，他成功地逃離監(jiān)獄并離開了這個國家：由于馬克西姆·高爾基(Maxim Gorkig)寫給列寧(Lenin)的解救信，加夫里爾·康斯坦丁諾維奇(Gavriil Konstantinowitsch)被成功釋放, 同時還被允許享受世界知名作家的待遇，直至他遠走芬蘭。

那些沙皇夫婦以及他們的孩子于1918年7月16日至17日的夜間在葉卡捷琳堡所經歷的一切，直到今天仍在俄羅斯歷史回憶中充滿爭議。一方面，蘇聯(lián)的出版業(yè)試圖為此罪行辯白，在《血腥的尼古拉》一書中將其描述成一個毒辣的形象并視其為一切罪惡之源，同時隱瞞及忌諱書寫大屠殺中的其他重要情況。1而另一方面, 在那些流亡文學作品里卻趨同性地斷定, 羅曼諾夫家族的悲慘結局正好反過來證明了其家族的圣潔品德。西方作者們更是努力對這位“君權神授”的俄羅斯最后一任統(tǒng)治者的生平進行一個公允的分析，但原始資料的匱乏使這一工作困難重重。盡管海軍上將高爾察克（Kolschak）在攻占葉卡捷琳堡后所任命的預審法官索科洛夫（Sokolow）所出具的厚厚卷宗以及時代見證者的回憶可以彌補某些空缺，但是由于這些說法的片面性導致了很多關鍵性問題并沒有得到解答，其中就包含諸如對布爾什維克總部決策機制的疑問。即使1991年蘇聯(lián)檔案解密之后，這些問題也一如既往未能闡釋清楚。

在普京（Putin）統(tǒng)治的俄羅斯，憑借強大宗教掩護所驅動的把被謀殺的沙皇作為“殉教者”的封圣行為，不僅受到了我這個不可知論者的懷疑, 同時也引發(fā)了我對其他內幕的疑思。首先，羅曼諾夫夫婦作為實際上的反猶太者，甚至在葉卡捷琳堡時仍在《錫安長老會紀要》中尋獲精神食糧，將猶太人與耶穌基督相提并論，就我而言這種觀點是不可信的。其次，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如何定義“殉教者”？對我而言，成為殉教者意味著需要有比代表“君權神授”的統(tǒng)治更有說服力的說辭，遑論沙皇夫婦對在其統(tǒng)治覆滅的事情上并非完全沒有責任的。如果一定要被定義為殉教者，那么政治上的其他無辜者如宮女、廚師、御醫(yī)以及其他人—這些自愿參與沙皇統(tǒng)治命運的人—也必須計算在內。如果作案者出于不同的原因沒有阻止的話，那么家庭教師吉利亞爾(Gilliard)或者吉布斯(Gibbs)、幫廚洛尼加??雷德勒夫(Ljona Lednew)或者是宮廷女侍維魯波娃(Wyrubowa)也會成為他們所效忠對象的殉教者。無辜的犧牲者還包括了沙皇家族的五個孩子。所有葉卡捷琳堡的死難者都是犧牲者，而自從沙皇夫婦被捕以來，他們的死難甚至具備了雙重意義：無需再作為公眾人物出現(xiàn)以及不再接受任何法律審判并承擔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