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上述言論相對應的大規(guī)模國際現象涉及許多西方國家，法國亦不能幸免。行政體系的組織、運行、控制、成本、融資等構成集體面臨的主要問題。紛紛涌現的表征為診斷官僚制危機提供依據：公共赤字，國家發(fā)展導致的內部失調，組織結構模糊不清，針對行政部門的公共政策的有效性、效率及效能問題，民主化和效率的提高導致社會需求不斷增加，公職人員喪失動力的種種表現形式，與私營部門的工資差距，等等。因此，尤其1980年代以來，在具有不同政治標簽的政府（里根為代表的美國新右翼、撒切爾夫人為代表的英國新右翼、新西蘭或澳大利亞的工黨、瑞典的社會民主黨政府）領導下，特定行政改革方案成倍增加，以期為本國面臨的行政危機開出良方。各國執(zhí)政者們宣布采取措施改善行政質量、效率或成本，以增加自身政治信譽。當然這些改革并不只是象征性的，1960年代以來的改革定位和內容證明了關于國家機構組織與運作模式的思考已經發(fā)生了歷史性轉折。這不再是發(fā)明、創(chuàng)新或完善19世紀初至20世紀50年代發(fā)展起來的韋伯式國家形式下的官僚行政的問題。部內垂直等級結構、中央集權機制、通過考試和競賽根據資格標準擇優(yōu)征聘、公務員保護制度（終身就業(yè)、按工齡資歷晉升、固定工資、公職法規(guī)等）、法律專門知識主導或行政中立理想等若干合法合理的官僚制原則與工具被徹底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新公共管理（NPM）學術框架下的新配方。新公共管理可謂是由經濟理論公理、管理知識概念、改革實踐經驗描述（特別是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經驗）以及經合組織等機構的系統(tǒng)化作用所構成的異質拼圖。其多項主張（代理、契約化、績效評估、兼并重組等）使得19世紀以來業(yè)已根深蒂固的官僚制行政失去穩(wěn)定性甚至飽受質疑克里斯托弗·波利特、格特·鮑克爾特，《公共管理改革：比較分析》，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埃茲拉·蘇萊曼，《民主國家的解體》，巴黎，瑟伊出版社，2005年；雅克·謝瓦利耶，《后現代國家》，巴黎，法律與判例出版社，2008年（第三版）。。顯然，并非所有國家都選擇對新公共管理所提供的標準和工具照單全收。盡管西方國家所引入的新方法大抵雷同，然而不同的行政體系也會選擇以不同的方式對這些方法進行適當轉化；因為不同的制度和政治塑造出各國行政體系的歷史獨特性，各國所面臨的具體問題也有所差別。正如讓·勒卡所言：政府改革，或者說國家改革，是每個國家會按照自身傳統(tǒng)進行的運動項目。讓·勒卡，《第五共和國時期的法國治理：比較社會學視角》，載F.達西與呂克·魯邦主編的《從第五共和國到歐洲》，巴黎，巴黎政治學院出版社，1996年，第333頁。也即從它原本的知識框架和制度模式出發(fā)。然而無論在何種特定國家形式下，盡管時間或早或晚、強度或高或低，源自新公共管理的原則和方法幾乎總會被引入西方行政體系，從而改變了自19世紀以來所形成的官僚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