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8年8月正值北京奧運會舉行之際，其時整個中國都沉浸在一種巨大的大國亢奮之中，這種自我想象一方面強化了中國“崛起”和“騰飛”的現實，另一方面也強化了被“閹割”和被“去勢”的中國歷史形象，這種種復雜的感情通過全球化的通訊傳媒被迅速和無克制地復制、傳播和放大。我還記得四月份在李陀家中，他興奮地問我對留學生保護“圣火”傳遞事件的看法，在他以及其他的一些知識分子看來，這一事件的意義可以與“五四”媲美，似乎一個新的中國主體在三十年的改革意識形態(tài)中破繭而出。我毫不掩飾我作為一個中國公民在這些事件中的立場甚至是褊狹的民族主義情緒，我還記得8 月8 日奧運會開幕式晚上，我擠在人潮洶涌的咖啡廳和一幫青年人高唱國歌，在隆隆的禮炮響聲中看完張藝謀那冗長而單調的“國粹”表演，后半夜，一個朋友無比興奮地給我打電話，問我們是不是都在鳥巢的附近？請注意他的提問，“我們”在這里是指所有此刻身在北京的人，他以為這一刻所有身在北京的人都處于歷史的現場。當他聽說我僅僅是孤身一人待在宿舍，連煙花的顏色都望不到的時候，覺得非常失望。事實是，我們—— 至少我—— 此刻并非處于歷史之中心，但是如果那一刻我稍微虛榮，我可能就在我朋友的想象和我言辭的合謀中假想了一個中心的存在。是的，當全世界都認為你處在中心的時刻，你很難有抗拒的能力，在奧運會的那個晚上，中國處于世界之中心嗎？這是一種假想還是一種幻覺？還是一種修辭？
　　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如果說奧運會開幕式意味著一個巨大的象征文本，那么，它的修辭毫無疑問是：以對歷史的贊美詩般的遺忘來壓抑某種分裂性的身份意識，并通過這種遺忘和壓抑機制把中國解釋為一個連續(xù)性的歷史主體，進入世界并完成帝國的使命。讓我大惑不解的是，這種連續(xù)性的主體何以可能？孔夫子的“和”能夠易萬世不變而為道統(tǒng)嗎？王道之理想在一個現代的語境中能夠被順利轉喻為新國家的政統(tǒng)嗎？而張藝謀的帶有某種色盲的“中國紅”在后殖民的文化視野中能夠代表我們的文統(tǒng)嗎？凡是對歷史懷有敬畏之心的人可能都覺得奇怪：在長達5個小時的中國歷史文化演繹中，現代中國去了哪里？或者說，作為一個歷史性范疇的“中國現代史”去了哪里？奧運結束后不久，有一次我和韓國學者樸蘭英教授交流，她說作為一個外國人，她對奧運會開幕式最大的期待就是想看看怎么表現中國現代革命史，完全出乎她的意料的是，這一段歷史被“ 取消”了。這讓我想起1986 年轟動全國的改革小說《新星》，在這一部描寫農村改革的作品中，開篇就描寫主人公李向南去參觀一座年久失修的古塔，這座古塔同時也是一個歷史博物館，包括史前人類時代、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商周青銅器時代、漢唐元明清時代，但偏偏沒有“現代”，它結束于中國的最后一個朝代清，而后就一躍而到了李向南所處的“當下”。毫無疑問，作者這么寫是為了給80 年代的“改革敘事”一個唯一的起源神話，二十年后的張藝謀采用了驚人相似的修辭策略：不斷地制造歷史從“當下”開始的神話，不斷制造斷裂后的新的起點。從制造斷裂、敘述起源和創(chuàng)始神話這一點看來，無論是1949年，1979 年還是2008 年，無論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還是全球化，他們都無法逃脫“ 現代”的發(fā)展邏輯。這似乎是一種宿命。
　　二
　　在2008年之前，我們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隨著奧運會的召開，一個“后奧運時代”即將來臨，這不僅僅是一個時間性的概念，更是一個關涉中國進一步向現代轉型，融入“全球化”資本體系和價值體系的一種標志。無論如何，漢城奧運會和東京奧運會的成功為這種期待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但完全出乎意料的是，中國的“后奧運時代”首當其沖的居然是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而這次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似乎又是那個我們一再希望進入的“資本體系”。美國次貸危機引發(fā)的金融海嘯并因此可能導致的大蕭條如果說不是完全擊垮了我們廉價的樂觀主義，至少也深刻暴露了西方“普世主義”的虛妄和其反歷史性，沒有任何一種秩序、制度、文化能夠放之四海而皆準，當這樣一個常識性的話題再度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我們如何思考和定位我們的特殊性？
　　相關的政府官員在2009 年中國發(fā)展高層論壇上振振有詞地說銀監(jiān)會早在兩三年前就預測到了這次金融危機，我完全鄙夷這種“事后諸葛亮”的說法。在我看來，任何一個頭腦清晰的人都能看出當下中國經濟發(fā)展中所隱藏的巨大的問題。2006 年7 月，我在廣東東莞市長安鎮(zhèn)（ 中國三大富鎮(zhèn)之一）生活了近兩個月，我的兩個高中同學，一個經營大宗電腦維修，一個與香港商人合資開了一家工藝品生產公司，后者的生產流水線上有近600 名工人。那一段時間，我每天出入于長安鎮(zhèn)的街頭巷尾，從一個個工廠旁邊經過，也一次次進入這些工廠的“第一線”，與那些工人共同生活并試圖對之進行一系列的問卷調查。雖然由于種種原因，這些調查并沒有得出什么有意義的成果。但是卻給了我一個非常直觀的認識：至少我所看到的這些工廠的生產方式和經營模式都是非常脆弱的，還屬于家庭似的或者擴大了的家庭式的企業(yè)類型，它所創(chuàng)造的利潤更多的是來自地租、高強度且廉價的人力資源的消耗。在這個意義上，我懷疑這種財富的積累：我住在一個出租房里面，房東是一個不識字的老太太，僅僅在二十年前，她還要每天去田地耕作才能獲得溫飽，而現在，她完全依靠土地出租和土地轉讓而擁有數百萬收入，而且這種收入還在不斷地增加。這種財富，是一種轉移性的而不是創(chuàng)造性的，也就是說，這種財富積累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其他地區(qū)和公民貧弱和輸出的基礎之上。
　　無論如何，這些財富刺激了該地區(qū)極大的繁榮發(fā)展，長安鎮(zhèn)、虎門鎮(zhèn)這些昔日的荒野之地如今的繁華程度甚至超過了一個內陸的省會城市。我沒有去收集相關的統(tǒng)計數據來證明這一點，但我在此體驗到了一種在合肥、南京、鄭州甚至是北京等城市沒有的那種震驚、不安、焦慮以及亢奮。那是一個力比多勃發(fā)的城市，成群結隊的青年男女在大街、網吧、游戲廳、溜冰場、廣場、商場、洗浴中心游蕩，他們有用不完的精力和體力，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這種體驗讓我想起兩個經典描述，一個是本雅明關于18 世紀初巴黎的：“1798 年，一位巴黎秘密警察寫道‘ 在一個人口稠密而又彼此不相識，因而不會在他人面前慚顏的地方，要想保持良好的行為機會是不可能的’。”“每個屬于浪蕩游民的人，從文學家到職業(yè)密謀家，都可以在拾垃圾者身上看到一些自己的影子：他們或多或少地處在一種反抗社會的躁動中，并或多或少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另外一個是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的現狀》中描述的：“這種大規(guī)模的集結，250 萬人口聚集在一個地方，使這250萬人的力量增加了100 倍，但是，為此付出的代價，人們是以后才能看清楚的。所有這些人越是聚集在一個小小的空間里，每個人在追逐個人利益時的那種可怕的冷漠，那種不關心他人的獨來獨往就愈讓人難受，愈使人受到傷害。”但需要注意的是，本雅明在這里發(fā)現了詩意的主體（ 以波德萊爾為代表），而恩格斯發(fā)現了階級的主體，從某種意義上，這兩種都是一種“ 反抗”的主體，只有在這種主體的反抗中，世界歷史才不至于在輪回中而無所進步（ 如果有所謂進步的話），但是，我們在東莞的“ 工人”中發(fā)現了這種主體嗎？也許有，也許會在很多年后確實有些不同的主體會在這種搏斗中生成，但是目前我并沒有看到這種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在我的經驗中，這些幾乎全部來自農村的“工人”們的主體意識正越來越模糊和含混，他們即使不是完全，也是部分放棄了對自我歷史和生活進行正當化的要求，而聽命于他們的工廠主和有限接觸到的少得可憐的文化娛樂資訊，并在一種自我滿足的想象中把個體無限地普遍化為一個受益的群體。這才是問題的可怕之處，這些人（ 包括我的同學在內）不僅是在我的眼中被“ 對象化”，更重要的是他們把自我“對象化”，這種“對象化”意味著，他們完全著意于同一化的物質存在，而拒絕了自我以及精神生活所可能帶來的“歷史性的自我”。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確實代表了“ 民意”，在發(fā)展權不可剝奪的普世話語之下，即使我們意識到全球化和資本化是一個無底深淵（更何況是一個小小的金融危機），我們也必須勇敢地跳下去，并以全體人民的名義。
　　——節(jié)選自《分裂的想象和建構的可能——當下中國的文化主體和文化癥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