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記

收集在本書中的，是筆者近若干年來關于上海作家或者曾經有過上海生活經歷的作家主要以上海為表現(xiàn)對象的十部長篇小說的批評文章。海派這一說法，是從現(xiàn)代文學那里借用 來的一個概念。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不僅曾經有過京派與海派的說法，而且也還發(fā)生過所謂京派海派之間的論爭。雖然在進入當代之后，海派這一說法似乎已經不再流行，但上海作為能夠在某種意義上與北京分庭抗禮的一個文學中心，卻也應該是一種不爭的客觀事實。盡管肯定不是一種事先的策劃，但只有在對自己的批評歷程進行回顧梳理的時候，我才突然發(fā)現(xiàn)不知不覺間竟然累積了多達十篇探討主題相對集中的文章。因為這些長篇小說不僅內容與上海這一特定的地域緊密相關，而且其作者也都有過上海的生活經歷，所以便姑且從現(xiàn)代文學那里借用曾經一度流行過的海派這一說法，為自己的這本小書命名。事實上，也只有在把這些文章收集到一起的時候，才不期然地發(fā)現(xiàn)，它們竟然呈現(xiàn)出了某種大致相近的美學風格。
另外一個不無驚訝的發(fā)現(xiàn)是，先后進入我批評視野之中的這十部長篇小說，除了王安憶的《考工記》發(fā)表于廣州的《花城》雜志之外，其它九部竟然全部發(fā)表在位于上海的《收獲》雜志。一向被稱為中國當代文學簡史的《收獲》，是當代文學一個非常重要的大型文學刊物。長期以來，《收獲》一直以其對藝術審美品味的堅持而享譽文壇。如果沒有成色十足的思想藝術含金量，這些作品根本不可能在《收獲》發(fā)表。在此，借這些文章結集的機會，我愿意以文學的神圣名義向《收獲》表達自己由衷的敬意。
譯林出版社，是國內一家口碑甚佳的以翻譯介紹世界文學與思想文化作品為主的出版社。近些年來，他們開始涉足本土原創(chuàng)文學作品的出版，在這方面也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葉舟的《敦煌本紀》，王堯的《民謠》，劉亮程的《捎話》《本巴》，魯敏的《金色河流》等長篇小說的相繼推出，就是極好的證明。我的這本批評文集能夠有幸與譯林出版社結緣，倍感幸運與榮耀。在本書的出版過程中，袁楠總編、陸志宙副總編、吳瑩瑩主任、龔文宇主任以及責編焦亞坤，都給予了悉心關照，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此，我要把真誠的謝意獻給她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