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書的目標是描述從 1932 — 1972 年發(fā)生在美國的幾場重大經濟辯論中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所起的作用。這些辯論既包括主要在經濟研究文獻中展開的辯論，又包括主要在媒體或政策論壇進行的辯論。不過，本書涵蓋 1932 — 1972 年的事實則意味著，本書的敘述將包括弗里德曼從事經濟研究活動的主要歲月。這是因為，雖然弗里德曼在 1972 年以后繼續(xù)積極參與經濟討論（在芝加哥大學的研究持續(xù)到 1976 — 1977 學年，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研究是在 1977 年之后），但是，他在1972 年之后的大部分參與是通過公共政策和大眾論壇，而不是通過對研究文獻的貢獻進行的。 本書所體現(xiàn)的觀點是作者專門從事與弗里德曼在同一研究領域的觀點，即貨幣經濟學的觀點。這種觀點不同于先前論述弗里德曼的書籍所寫的觀點。這些早期的書籍或者主要來自非經濟學家，或者主要來自那些不廣泛從事期刊導向的經濟研究的經濟學家，或者主要來自專門研究經濟思想史而非貨幣經濟學領域的經濟學家。 經濟思想史學家不僅在米爾頓·弗里德曼和經濟辯論主題上似乎是最自然的撰寫者，而且也的確撰寫了有關弗里德曼的有價值的著作。然而，恰當地說，綜合而論，現(xiàn)有文獻的狀態(tài)就弗里德曼的貢獻提出了與羅伊·哈羅德（Roy Harrod）在關涉凱恩斯的著作時詢問的同一問題：“但是，可以信賴思想史學家將事實弄明白嗎？” 全面討論關于弗里德曼的先前文獻不僅超出了本前言的范圍，實際上也超出了本書的范圍。? 不過，現(xiàn)有文獻的許多重復特征，表明了從貨幣經濟學視角來評估弗里德曼的著作會增加價值的可能性。首先，許多撰寫者從胡佛研究所的弗里德曼檔案中引用未發(fā)表的材料（比如信件），來證明那些很容易參照弗里德曼在其已發(fā)表著述中確立的觀點的要點。這種做法暗含著他們對弗里德曼的大量出版物不夠熟悉。其次，弗里德曼的觀點司空見慣地被等同于他的芝加哥大學同事們的觀點，特別是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的觀點。這種做法忽視了弗里德曼與芝加哥學派的其他人物之間的顯著差異。再次，現(xiàn)有文獻包含大量的貨幣分析的論斷，而這些論斷是那些更為熟悉該主題的人不會做出的。 因此，本書接下來就是一位貨幣經濟學家嘗試對 1932 —1972 年間的弗里德曼的生涯提供一個分析性的描述（主要按照關鍵性的經濟辯論來組織敘述），以及闡述弗里德曼的經濟學框架。 本書的范圍從一開始就存在三方面的主要局限。 第一，本書只涵蓋 1932 — 1972 年的時期。1972 年之后的事件納入敘述的主要目的是讓本書對特定的辯論的描述更加完整。這種對年代順序的限制的一個副產品是，本書不論述弗里德曼參與的兩場最具爭議性的辯論。其中一個涉及他對毒品合法化的倡導。雖然弗里德曼確實在 20 世紀 70 年代早期倡導毒品合法化，但是，他長期參與毒品合法化的辯論卻是從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的。另外一個是弗里德曼在 1975 年訪問智利以及隨之而來的激烈爭論�！都~約時報》（New York Times）在 1977 年 5 月 22 日的頭條新聞中以“米爾頓·弗里德曼、智利軍閥和他們的關聯(lián)問題”為題總結了這場爭論。這些主題會在續(xù)卷中加以考慮。該續(xù)卷會延伸上下冊的敘述，涵蓋從 1973 年年初到 2006 年 11 月弗里德曼去世的時期。? 第二，本書沒有特定的章節(jié)來探討弗里德曼支持浮動匯率的理由或者他的經濟學框架的開放經濟方面。這些問題在本書的探討過程中——有時較為詳細地——在多個地方予以提及。不過，筆者計劃在一冊論述弗里德曼與英國的經濟辯論的書中更為系統(tǒng)地處理這些問題。基于眾多原因，弗里德曼對浮動匯率的辯詞在一個比美國經濟更小和更開放的經濟研究中更容易得到討論。實際上，弗里德曼 1953 年論浮動匯率的論文明確將支持浮動匯率的理由應用于英國。 第三，本書不包括弗里德曼參與的教育與征兵制的辯論。這些辯論不僅在很大程度上與弗里德曼研究焦點的宏觀經濟辯論是分開的，而且這些辯論的主要發(fā)展動態(tài)也發(fā)生在 1972 年之后。 因此，筆者認為，這些主題可以從本書中排除出去，盡管可能會在一本從 1972 年開始論述的書中對它們進行全面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