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是中國后期文人畫發(fā)展的重要歷史轉(zhuǎn)折，欲揭橥明末清初視覺文化的傳脈，有必要對信札書簡在中國文化史上的特色略作回溯。王時敏所處的17世紀(jì)，正值中國印刷文化的鼎盛時期，身前留下“尺牘”二卷共九十八通，由《王煙客先生集》、《西廬家書》一卷十通、《清暉堂同人尺牘匯存》三十余通、今人整理的《王時敏集》悉數(shù)收錄。不論是閱讀，或是透過展覽櫥窗觀賞王時敏手札，都容易忽略雕版書籍在知識界打開的公共空間與個人書寫在文化精英圈建立的私密空間的疊交關(guān)系。王時敏身處明清之際這一時代的重要性，通過書札與印刷文化的互見，相得益彰。這也有助讀者了解為什么董其昌之后，由王時敏主盟，“四王”的正統(tǒng)能對大江南北的畫壇形成三百年的巨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