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序言】：譯后記
打開赤誠的心窗去遠方
現(xiàn)在來看，無論從思想內(nèi)容的深度，還是從美學形式的厚度上講，安德烈·普拉東諾夫的長篇小說《人墟切文古爾》無疑屬于史詩性巨著的行列，但它卻非英雄拯救世界的史詩，而是人民尋找未來的史詩。這部作品創(chuàng)作于1926至1928年間（一說是到1929年），其問世卻是斷斷續(xù)續(xù)頗為艱難。小說第一部分曾以中篇小說的樣式發(fā)表在《紅色處女地》1928年第4期，取名為《能人的來歷》；第二部分的個別片段曾以《漁夫的后裔》和《傳奇故事》為篇名分別見于同年第6期的《紅色處女地》和《新世界》；作家逝世后，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小說的部分篇章在一些雜志或作家作品合集中偶有現(xiàn)身，而整部小說的稿本僅是以地下非法出版物的身份在民間少量流傳；在國外，1972年巴黎首次出現(xiàn)了單行本的俄語版，還出了法語版，米蘭則發(fā)行了意大利語版，但三者均缺少了《能人的來歷》部分；足本的英語版于1978年在倫敦問世；完整的俄語版直到1988年才公開跟作家祖國的廣大讀者見面，刊載于當年的《各民族友誼》雜志第34期。

1

小說第一部分以主人公薩沙·德瓦諾夫的養(yǎng)父扎哈爾·巴甫洛維奇的故事開場，到扎哈爾送薩沙到蘇俄革命內(nèi)戰(zhàn)前線辦差告一段落。這部分故事以扎哈爾的生存境遇為主線，以薩沙的成長經(jīng)歷為副線，著重展現(xiàn)了革命前俄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瀕臨破產(chǎn)、生活極端貧困的苦難情形，反映了三個基本問題，一是革命的動力，二是技術(shù)的可能性，三是新人的成長。
作為一名技術(shù)專家，普拉東諾夫在專職從事寫作前曾是土壤改良技師和電氣技術(shù)工作者，早年間主持過故鄉(xiāng)沃羅涅日省的土壤改良工作，對俄國革命前和革命初期饑荒肆虐俄羅斯大地的悲慘情景深有感觸，為此還專門寫了不少政論文章對饑荒這一自然的惡力現(xiàn)象予以深刻揭露和痛斥，諸如《修整大地》（1920年）、《幫幫忙，農(nóng)民們》（1920年）、《生命的盡頭》（1921年）和《論同饑荒的后果作斗爭》（1923年）等。而在小說中，饑荒惡力帶來的破壞情形則描繪得更加觸目驚心：

又過得四回寒暑，到第五年上，村子已面目全非，一半淪為礦場和城市，另一半則化作了樹林。那年頭全然斷了收成。……只是今兒這遭旱情再度襲來綿綿不絕，來年怕也未見得好轉(zhuǎn)。村子里家家戶戶閉門上鎖一下子全跑空了，出了兩隊人馬到外面討生活，一路去向基輔討口要飯，一路投奔盧甘斯克找活干；再有剩下的竟轉(zhuǎn)回樹林和草木叢生的山澗溝谷，徑直靠嚼食濕草、泥巴和樹皮活命，漸漸淪為野人。有命跑遠路的差不多都成了年，沒長大的娃子們要么自個兒早早喪了命，要么左近四里八鄉(xiāng)要飯去了。更有那奶孩子的娘親再也給不出一餐飽吸，身子里的奶水所剩無幾盡癟在胸膛燜干了去。面對這樣的情景，謀求改變和尋找出路是必然的內(nèi)在邏輯，這也是那場革命之所以會發(fā)生并獲得俄國農(nóng)民普遍期待的欲望動力之一，也即首先是出現(xiàn)了一種當局歷史的現(xiàn)實場景下，廣大農(nóng)民不堪重負或難以生存的極端環(huán)境，他們于死亡線上掙扎之際迫切需要獲得拯救，而當著地球全天下的面承諾明天就奔向幸福的革命就成了能改變那一極端環(huán)境的手段和出路。只是，若單純從革命的動力現(xiàn)象出發(fā)來解讀這部分內(nèi)容未免有失偏頗，容易忽略作家創(chuàng)作的根本目的替未來新世界的到來作鋪墊，也即要與革命前的舊歷史和舊世界相切割。其實，小說中有關(guān)那場革命的過程幾乎沒有描寫，革命主題也僅是在這部分篇末借助隱喻方式略略予以了交代：革命不過是引發(fā)世人走向或接近未來新世界的一種途徑，或者說是打開未來新世界大門的眾多鑰匙中的一把鑰匙。如此來看，這部長篇小說的第一部分《能人的來歷》涉及兩個主題，一為人的積極性，二為人類世代所居的世界的內(nèi)在性（俄學者達維多娃語）這句評語是很有道理的。所謂人的積極性顯然是指革命的積極性或革命的動力問題，而世界的內(nèi)在性則指的是小說所描繪的舊世界破敗景象：經(jīng)濟崩潰、生命凋零、心靈麻木、道德淪喪和幸福感迷失等現(xiàn)象，這些現(xiàn)象如同一顆顆巨大的毒瘤頑固地盤踞在俄羅斯大地上，它們的存在與革命后努力要開創(chuàng)或迎接的未來新世界在內(nèi)在結(jié)構(gòu)上是那么格格不入，作家之所以把這些舊有的存在元素一一揭示出來，其目的不外乎要警醒革命后的現(xiàn)實世界的主導者們，如若不治愈或抹除這些頑疾，革命前行的道路就難以通達，未來新世界的降臨就必定遭遇磨難。而從后面所顯示的命運來看，革命之路的確因這些元素的存在而發(fā)生了偏轉(zhuǎn)，未來新世界的雛形最終也幻滅于難產(chǎn)。
再來看小說濃墨重彩地描繪的另一把鑰匙用科技的力量叩開未來新世界大門的可能性問題，普拉東諾夫在技術(shù)中看到了這種可能性，因此在小說的開頭就把技術(shù)詩化和擬人化了（達維多娃語）。確切說，是將代表技術(shù)的機器這一物質(zhì)存在形態(tài)生命化了。大師傅心里明鏡似的，機器車子都是有生命的，它們活著飛馳轉(zhuǎn)動并非出于人的安排和操作，而是按自己的想法行事；人在這里什么也不是。
***
扎哈爾·巴甫洛維奇心中有個執(zhí)念一直糾纏不休，時常令他著迷：那些機器無論尺寸大小還是思想深淺都遠勝制造它們的工匠師傅，若是這些家伙激動了，興奮運轉(zhuǎn)起來，此時人身上藏在血液中的力量貿(mào)然闖了進去，會不會給那些家伙瞧得上眼。在作家筆下，甚至可以說在普拉東諾夫所創(chuàng)作的整個藝術(shù)世界中，機器具有明顯的未來屬性，它仿佛已經(jīng)與未來取得了某種聯(lián)系，不僅直接指向了未來，并且似乎不需要作出什么改變就能夠跳入或跨進未來新世界，甚至，它可能本身就是未來新世界疊合向現(xiàn)實世界之投影的先行者。這一先行者的存在使命及其意義在于為復活祖先的事業(yè)提供必要的手段與方法，并且機器在那一事業(yè)中因其主體性作用和價值的發(fā)揮而具備了存在的主體性顯征，也就是說機器在這樣的條件下具有了生命意義和特性。因此，在普拉東諾夫的藝術(shù)世界中，機器這把鑰匙不僅體現(xiàn)了作家所追求的物質(zhì)的存在意義這一創(chuàng)作理念，而且機器的生命化也增添了其作品書寫姿態(tài)上的異樣感。
顯然，拋開人的主體性來談機器的主體性是唯心的也是荒謬的，高明的普拉東諾夫不可能犯下這樣的錯誤。他在其藝術(shù)世界中自然而罕見地建立起了二者之間的有機伴隨性和固有共生性。想我那會兒，車子動起來只一絲雜響聽著不對頭，那大機器隨便一呻吟，我拇指尖尖立馬便察覺到了，同樣在痛啊，整個人渾身哆嗦，嘴巴子剛一貼上去毛病就找著了，再舔幾圈吸幾口抹上點鮮血，哪敢瞎著眼睛亂開呀。
***
司機大師傅心里最清楚，倘若工人們丟失了對機器的熱愛追求，他們的勞動付出不再出于本能的無私奉獻，而是變成單純的錢物交換，那么這個世界也就走到頭了，甚至比走到頭還可怕……在這里，作家就提出了一個人的主體性與機器的主體性如何相適配的問題，也即他在思考，什么樣的人，要具備怎樣的情感和心靈，才能與機器相伴隨和共生？這樣的人當然首先是對機器有深厚情感，視機器的生命力勝過人的生命力的舊人，他們生長于也成熟于舊世界，他們對機器的愛是出于他們看見了機器對推動生活和世界運轉(zhuǎn)的可能性，確切說是看見了機器戰(zhàn)勝饑荒和貧困的可能性，所以他們才努力工作，意圖將這種可能性變成一種現(xiàn)實性。但他們卻受制于舊世界規(guī)則的束縛，受制于舊有的生活慣性，所以當革命這駕更加龐然、動力更加強大的新機器在打破和摧毀舊世界之際，他們那顆對機器向來赤誠的心靈能張開的幅度就過于狹窄了，可容納革命這架機器的心靈空間也極為有限，革命來臨時，他們雖則有期盼和寄望，但更多的是徘徊、猶豫和觀望。小說這一篇章的主人公扎哈爾·巴甫洛維奇就是這類人的典型。
那么必然還有另一類人，他們的心靈相對于舊人來說受舊世界規(guī)則和生活慣性的束縛明顯要少得多也輕得多，畢竟他們還在成長過程中，心靈空間更加純粹和開闊，也更加易于接受新事物，甚至是在積極準備著接受整個世界，包括有可能降臨的未來新世界。這類人的代表就是薩沙·德瓦諾夫，他身上具備了長出未來新世界、蛻變?yōu)樾氯说幕�本屬性，至少在心靈結(jié)構(gòu)上的屬性是如此。他覺著光知道還不夠，得親自感受那些事物，體會它們過的日子。……薩沙行事不甘形單影只的寡然：事兒來了，先瞅瞅左近有無類似情形，然后再行動，倒非緣于事情非干不可，而是出于跟某物或某人牽扯上了同命相連的干系。
***
德瓦諾夫這小伙17歲上頭了心思仍單純?nèi)绯�，全無一點防備架勢：既不信上帝，豎把神仙保佑的盾牌；也不藏什么高明道理，披層生人勿近的鎧甲；他硬是舍不得把眼前這方敞敞亮亮的無主世界寄養(yǎng)在別人名下。當然，他同樣也不愿意這世界老無名無姓沒家歸屬，一心想它跟自己姓，它嘴里呼喚的永遠都是自己，而非那些沒安好心憑空捏造的亂七八糟名字。以上情形表明，作家筆下的準新人在心靈品質(zhì)上至少須具備這樣幾個特征：一是得有悲天憫人的情懷；二是要足夠純粹，不沾染舊世界規(guī)則的塵埃，包括信仰上的塵埃；三是當足夠?qū)掗�，寬闊得足以容納下整個世界。只是，光具備這樣的心靈還不夠，離最終的蛻變?nèi)杂幸欢屋^長距離要走，所以小說這一篇章才安排了幾處學習情節(jié)，學習技術(shù)，包括革命的技術(shù)。而這一點，正是我們能夠看出薩沙·德瓦諾夫是一名知識分子－ 布爾什維克，一名幻想家和獻身者（達維多娃語）的原由，同時也是小說這一部分曾命名為《能人的來歷》的原由。只是，僅有學習顯然也是不夠的，長不成完整的新人，所以接下來作家才安排了游歷情節(jié)，以便這新人的胚芽在增長見聞、認識世界和尋找真理過程中接續(xù)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