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都柏林的有些街道讓人覺得格外厚重，在這座城市生活得越久，零散的回憶和聯(lián)想累積得越多，這份厚重感就變得越具層次。內(nèi)心的想法隨時間而漸趨復雜豐富，發(fā)生更多關(guān)聯(lián)。有時，都柏林的這種氛圍會因歷史和書本而大大加劇。
不過，在忙碌的日子里，人們依舊可能走進位于奧康奈爾街的郵政總局，去寄封信或買張電視許可證，而起初壓根兒沒想到把這間郵局當作司令部的一九一六年起義，或是領(lǐng)導這場起義的麥克多納和麥克布賴德、康諾利和皮爾斯，抑或葉芝的詩：
當皮爾斯把庫丘林召喚到他身邊，
什么人闊步走過郵政局？什么才能，
什么計算、數(shù)字、測量給予了回答？
然后我轉(zhuǎn)身，看見神話中的愛爾蘭勇士庫丘林的雕像，這座雕像出自奧利弗謝潑德之手，豎立在這間郵局里，我記起塞繆爾貝克特曾請他的朋友康利文撒爾親自去都柏林郵政總局，測量從地面到庫丘林屁股的高度，因為在貝克特的小說《莫菲》里，尼瑞想要以頭撞擊庫丘林銅像的屁股。這樣一來，那顆無所事事或只琢磨著日常生活之弊病的頭腦，可以因英雄、歷史和瘋子而傷傷神。
沿韋斯特蘭路走到頭，在皮爾斯街和隆巴德街相交的拐角有一間現(xiàn)已關(guān)閉的愛爾蘭銀行分行，我在那兒開有賬戶，所以以前經(jīng)常走著去那兒。有些日子，我在途中路過位于基爾代爾街的國家圖書館，腦中會閃過利奧波德布盧姆、《基爾肯尼人民報》、斯蒂芬代達勒斯和哈姆雷特父親的鬼魂。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的兩年間，我?guī)缀趺總�工作日都在國家圖書館學習，因此我會沉思，是誰在一九七五年的春天偷了我的黃色自行車，繼而好奇，他們現(xiàn)在是不是還生產(chǎn)一種名叫哈姆扎的保加利亞葡萄酒，當年，馬路對面的巴斯韋爾斯旅館以很便宜的價格按杯供應(yīng)這種酒。或者我會記起有一日，我和一個朋友站在圖書館的大門就是喬伊斯在《一個青年藝術(shù)家的畫像》里所寫的大門外抽煙，我的朋友望著愛爾蘭國會下議院的停車場，形容當時一位聲名顯赫的政客布賴恩勒尼漢的頭發(fā)像是被用某種古老的工藝手法燙出的名副其實的波浪卷。抑或我會回想起，一九七八年我從西班牙歸來，發(fā)現(xiàn)整個都柏林只有一臺真正意義上的咖啡機，在位于南安妮街的咖啡小館，心中覺得不可思議。
接著我轉(zhuǎn)入南萊茵斯特街，一九七四年發(fā)生爆炸案的地方，我試圖回憶那起事件造成的確切死亡人數(shù)，納悶?zāi)莾簽槭裁礇]有紀念碑，然后又試圖回憶那個星期五下午的向晚時分，當我坐在國家圖書館的閱覽室里時，聽到的爆炸聲是怎樣的。事實上，我沒有聽見什么；我聽到更多的是事后的沉寂，留在我記憶中遠更清晰的是那晚余下的時光，全城陷入狂亂、恐慌，我用夾雜了懷疑、懼怕和不可置信的目光注視每一輛停放著的汽車，然后在位于巴戈特街的托納酒吧喝酒喝到清晨，電臺里播著大提琴的音樂，每當有新聞簡報出來時，樂聲停止，一片安靜。
然后，當南萊茵斯特街變成林肯巷的拐角映入眼簾時，我隱約注意到馬路對面那棟建筑山墻上的招牌，上面寫著芬尼旅館。說來奇怪，那個招牌并未褪色。詹姆斯喬伊斯有兩本書出自于此，或至少第二本的書名源于此。芬尼。芬尼根。一九〇四年六月十日，他正是在這兒邂逅了在這家旅館工作的諾拉巴娜科。兩個年輕的陌生人四目相對，停下交談，他們約定四天后再見，地點在威廉王爾德爵士和他妻子斯佩蘭扎曾經(jīng)居住的宅第外，他們的兒子奧斯卡也是在那棟房子里被撫養(yǎng)長大，逝于喬伊斯和諾拉相識的四年前。
六月十四日，諾拉沒有如約和喬伊斯見面，喬伊斯熱切地寫信給她，懇求再約一次：我也許是瞎了。我盯著一頭紅褐色的頭發(fā)看了良久，終于確定那個人不是你。我沮喪萬分地回家。我想再約個時間，但那么做恐怕不合你的意。但愿你能大發(fā)善心，與我定個約會若你不曾忘記我的話。那日晚些時候，他又寫道：我的耳邊全是你的聲音……我真希望感覺你的頭靠在我的肩上。六月十六日，他們第一次外出約會，他們的故事從這天開始，《尤利西斯》的時間也是設(shè)定在這一天。我想，幸好他們約會的日子不是在十一月中；那樣的話，這本小說估計會薄很多。也幸好不是在復活節(jié)前的星期五，那時候這一天酒吧通常關(guān)門。想到在復活節(jié)前的星期五酒吧關(guān)門、禁止賣酒，我腦中一個念頭一閃而過：沒酒喝，真是渴死人了，堪比耶穌受難。尤其像臨近終了時。從他肋部傷口流出的只有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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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諾拉工作的旅館到王爾德的住所之間的那條街叫克萊爾街。塞繆爾貝克特父親的工程造價咨詢事務(wù)所就開在這條街六號，但這兒沒有牌匾。一九三三年父親死后，塞繆爾貝克特的哥哥接管了事務(wù)所，而當時游手好閑的貝克特本人則住進那棟房子的閣樓。和每個游手好閑的人一樣，他立下許多承諾；這些承諾既是對他自己，也是對他母親立下的。他向自己保證，他要寫作，他向他的母親保證，他會教語言課�？伤�基本什么也沒干。若有一塊牌匾，或可貼切地寫上：此處是塞繆爾貝克特無甚作為的地方。
貝克特是和王爾德、葉芝一樣的新教教徒中的天才人物，在他們那些擁有土地、權(quán)勢和金錢的同仁接連離開愛爾蘭或?qū)W會緘口不言之際，他們卻決意要寫下內(nèi)心的想法。他們來自各個不同的社會階層。地位最高的是格雷戈里夫人，她有一棟大宅和眾佃戶；其次是約翰米林頓辛格，和貝克特、王爾德一樣，他有一小筆非勞動收入，加上一段記憶中輝煌的過去；再次是W.B.葉芝，他一輩子辛勤工作；同樣還有清貧的布拉姆斯托克和蕭伯納。最后是肖恩奧凱西，他家境貧寒以致差點失明。他們?nèi)�都受洗加入完全脫離羅馬天主教而嚴格奉行新教的教會。但他們根本不信那套東西，除了可憐的格雷戈里夫人，她的確期盼有天堂的存在，以及奧凱西所持的共產(chǎn)主義，類似森嚴的教派例如，他支持鎮(zhèn)壓一九五六年的布達佩斯起義也算一種宗教。不信任何教義、卻讓自己的同胞村民恰恰因為那套你所不信奉的宗教而想把你趕去英國，這種經(jīng)驗想必怪誕。
大概正因為如此，他們中有幾人對故作姿態(tài)、曲解事情、培養(yǎng)他們雄辯的文采和致力于保持沉默產(chǎn)生興趣。奧斯卡王爾德喜歡找出一組公認的事實、然后將這些事實猛地反轉(zhuǎn)，蕭伯納喜歡悖論，比他們晚離鄉(xiāng)去國的伊麗莎白 鮑恩更鐘情愛爾蘭海，原因想必正出于此。
我轉(zhuǎn)入韋斯特蘭路，經(jīng)過斯威尼藥房，然后繼續(xù)朝銀行走去。我以前的銀行經(jīng)理比米什先生現(xiàn)已退休，他在別人都不肯借錢給我時向我伸出過援手。塞繆爾貝克特也有一個姓比米什的朋友，諾埃爾比米什，戰(zhàn)爭期間，這位愛爾蘭婦女與他住在法國的同一個村子，把她長長、實用的大褲衩與比她年輕的情人的帶褶邊的小內(nèi)褲并排晾在一起。
好多東西消失不見；好多東西留在記憶里。那間銀行不在了，那棟樓被用作他途，同樣還有昔日的學院電影院，曾經(jīng)是老音樂廳，喬伊斯在那兒唱過歌，他的短篇小說《母親》以那兒為背景。一九七五年春，我和我的朋友格里麥克納馬拉在那家電影院看了費里尼的《阿瑪柯德》。那年頭，愛爾蘭電影審查局慣常用剪刀剪去影片中的色情場景，因此直至數(shù)年后，我才得以看到片中意大利男孩人人自慰的片段。這一情節(jié)在當時被認為不適合我們觀看。
格里在二十余年前已去世，我的朋友安東尼克羅寧兩年多前也走了，正是他推薦我去那家銀行，并提醒我，假如比米什先生貸款給我的話，不要再得寸進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他與作家安妮哈弗蒂他們后來結(jié)了婚從倫敦歸來，在離此處幾步之遙的莫根尼斯坊住過一段時間。他鐘情于這兒的街道和巷弄，尤愛街角。他早期有一首詩，名叫《喜歡街角》，這首詩歌頌的場所

有角落收集灰塵和陽.光
溫暖的磚、溫暖的平行交錯的石塊和玻璃碎片
整個下午的微小細節(jié)……

在此居住的那些年里，他寫了一首情詩給安妮，名叫《幸福》，描繪他沿韋斯特蘭路回家的情形。那首詩的開篇：
有時，沿韋斯特蘭路一邊走
一邊想著安妮就在他前方
他感到幸福無.比，
他宛如一個行走的水罐
滿得快要溢出來。

我思念他的懷疑主義、他的獨立思考精神、他有多么風趣。一次，在看了一出甚是熱鬧、沒什么情節(jié)也無幕間休息的戲一場人人盛贊的演出后，他對我說，這出戲給他的心靈蒙上了永久的陰影。永久的？我問他，你確定？他堅稱他確信無疑，他敢打包票：那傷害是永久性的。接著他的眼中露出一絲慢慢浮現(xiàn)的笑意，慶祝至少我們現(xiàn)在已走出劇院，告別那從頭至尾糟糕的編舞和在臺上四處亂跑的演員。噢，當我發(fā)現(xiàn)沒有幕間休息時，他呵呵一笑，我便知道這傷害將是永久性的。那出戲給我的心靈蒙上了永久的陰影。他假裝絕望地搖搖頭。
我在距此地往南兩小時車程的一座小鎮(zhèn)長大，那兒也是安東尼克羅寧的家鄉(xiāng)，我小時候，從羅斯萊爾出發(fā)的火車在韋斯特蘭路和這座城市北面的亞眠街有停靠站。因此這條路是我走進都柏林的入口。我不記得當時我到底幾歲，但應(yīng)尚年幼，相信要過馬路，必須先朝左看、再朝右看、然后再朝左看，卻被我的父親在正要橫穿韋斯特蘭路時告知，這條規(guī)則在都柏林并不適用，假如車子在很遠處，那么即便是沖著你駛來，事實上也可以快速地穿過馬路。
韋斯特蘭路也是從都柏林南面到市中心上班的那些人的一個通勤�？空�。這些通勤者中有詩人托馬斯金塞拉，他在梅里恩街的財政部工作。他的詩《韋斯特蘭路》收錄在他一九六八年出版的詩集《夢游者》里，這首詩刻畫了從車站月臺下來、走到下面街上的感覺：
我們沿坡道，穿過一陣陣打轉(zhuǎn)的寒風和沙子
在昏暗中朝外面的亮光走去，我們的耳朵
被噪音堵住。
金塞拉注意到老式的內(nèi)燃機火車從頭頂喧嚷的高架橋上行過：
啟動的火車頭在頭頂緩緩敲.打。
塵土飄落到橋下，我們微微弓身
夾著公文包和書，走入風中。
多年前，應(yīng)該是一九七三年或一九七四年，我寄給金塞拉幾首我寫的詩，他給我回了一封長長的信。雖然那封信已經(jīng)找不到，但我記得里面的幾句話：在你的能力范圍內(nèi)或?qū)嶋H條件下選擇你的生活方式，不妨留意一下美國的詩歌，借此了解其他人時下在做什么。
近四十年后，有人要拍一部有關(guān)托馬斯金塞拉的電視紀錄片，我與他同行，站在我家鄉(xiāng)鎮(zhèn)外一棟房子的大門口。他的妻子埃莉諾即出生在這棟房子里我記得她的母親魅力十足，很會玩惠斯特牌。金塞拉的詩《另一個九月》即以這棟房子為背景，這首詩收錄在他一九五八年的同名詩集里，我們駐足凝望蘋果樹，/成熟的梨樹，黑莓，被風吹落的果實使土壤有了甜味，一幅他在半個多世紀以前生動刻畫的圖景。
我沿韋斯特蘭路往北，中途調(diào)頭，朝克萊爾街走去，空氣中有某些東西變得凝重起來。這條路的很多地方顯得骯臟昏暗，有些路段甚至破敗不堪。這樣一條市街，可能出現(xiàn)在英倫三島各地格拉斯哥、利物浦、紐卡斯爾、倫敦任何一處民生凋敝的城區(qū)。街道兩旁的建筑大部分建于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多為三層樓加一層地下室。右手邊的那些樓現(xiàn)屬三一學院所有。我知道喬伊斯的父親在這兒住過一段時間，還有奧斯卡王爾德的父母，約翰斯坦尼斯勞斯喬伊斯于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來到此地，王爾德夫婦比他早二十年。在大饑荒過后的年月里，都柏林這座首府城市輝煌不再，很難不去想象當時這兒必定十分冷清。根據(jù)一八〇〇年的聯(lián)合法案，愛爾蘭當時仍由英國下議院直接管轄，因而沒有自己的議會。在貝爾法斯特逐漸成為一座工業(yè)城市之際，都柏林停滯不前，起碼看起來是這樣。
羅伊福斯特在他的著作《現(xiàn)代愛爾蘭》里寫道：
到十九世紀末，缺乏工業(yè)基礎(chǔ)是都柏林的無產(chǎn)階級處境朝不保夕、一貧如洗的主要原因之一……市中心代表窮得一無所有的生活境遇，南面中產(chǎn)階級聚居的開闊郊區(qū)與市中心密集的貧民窟之間日益嚴重的分化加劇了這一問題……
在《一六六〇年至一八六〇年的都柏林》一書的后記開頭，作者莫里斯克雷格寫道：
要耐著性子描寫十九世紀的愛爾蘭是件難事。那一時期，緩慢的衰落中夾雜著間歇的發(fā)展……事實上，在那個時期，一切混沌不明……雖然到處是群眾運動，但它是一個屬于個人的時代，發(fā)生的種種事件明顯是孤立的、明顯沒有共同目標……這座首府城市已開始透出輕微的憂郁氣息：六十年后，政治地位的喪失開始引發(fā)一股明確無疑的鄉(xiāng)土情緒……維多利亞王朝中期時都柏林的風貌，在我們眼里是個謎：我們知道，在那兒，有很多東西正蠢蠢欲動，表面則風平浪靜，至少我們覺得如此。
不過，大衛(wèi)迪克森在他的著作《一座首府城市的形成》里說明，市內(nèi)下層中產(chǎn)階級的興起源自好幾個因素，但主要是由于從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起城市經(jīng)濟的結(jié)構(gòu)變化，就業(yè)人員從制造業(yè)轉(zhuǎn)向商務(wù)貿(mào)易，都柏林重新成為全國無可匹敵的批發(fā)交易中心……到一八八一年（詹姆斯喬伊斯出生的前一年；葉芝全家從倫敦回到都柏林、居留六載的那一年），八分之一的男性勞動力從事與運輸相關(guān)的工作。零售業(yè)的就業(yè)情況，不論規(guī)模大小，地位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八六二年，當局新開了一個牲口市場，迪克森寫道，這個市場據(jù)說是歐洲同類市場中最大的……結(jié)果是，在夏末和秋季時，每天有幾百頭養(yǎng)得肥肥的閹牛和羊被趕上運牲口的船送到這兒，成群結(jié)隊地行過北環(huán)路。迪克森還記錄了市內(nèi)文職人員的擴張：從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起，以十年為單位教育界和警界，監(jiān)獄、醫(yī)院和福利機構(gòu)，市級政府和中央政府與維多利亞王朝時期的英國相比，愛爾蘭行政上的高度集中化管理使都柏林受益無 窮。
十九世紀期間，市內(nèi)還大造教堂。迪克森提到，位于韋斯特蘭路的圣安德魯教堂《尤利西斯》里，利奧波德布盧姆逗留過的教堂可同時容納三千兩百名教徒站著參加活動。從韋斯特蘭路出發(fā)、向南行進的那條郊區(qū)火車線，托馬斯金塞拉進城搭乘的那一條，是鄉(xiāng)間修筑的第一條鐵路線。它比倫敦的首條郊區(qū)鐵路早兩年建成，于一八三四年臨近歲末時開始定期運行。它把人們從羅伊福斯特所稱的南面中產(chǎn)階級聚居的開闊郊區(qū)載往市中心。
當時，在奧斯卡王爾德的父親、W.B.葉芝的父親、詹姆斯喬伊斯的父親居于都柏林的年代，這座城市貧苦、破落。上述發(fā)展勢頭的出現(xiàn)不是靠工業(yè)或制造業(yè)；它以運輸業(yè)和文員數(shù)量增長的形式出現(xiàn)。盡管郊區(qū)擴建，基礎(chǔ)設(shè)施有所改善，但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和二十世紀初，都柏林給人的印象仍是一個由孤立個體組成的地方，整個城市的氛圍在某種意義上雜亂無章，一個沒有找到自我的地方，神秘而憂郁，保持原狀，足以讓詹姆斯喬伊斯本人把這座城市視為癱瘓中心，讓他的弟弟斯坦尼斯勞斯他于一九〇五年離開都柏林后沒再回來在自己的書《看守我兄長的人》里哀嘆這座城市不像別的地方，它缺乏傳統(tǒng)意識，那種意識給許多小說家的作品提供了養(yǎng)分，讓小說人物可以面對選擇和機會，懷著一種平和的心態(tài)尋求自己的命運。
斯坦尼斯勞斯寫道：
在（詹姆斯喬伊斯的）《一個青年藝術(shù)家的畫像》里，代達勒斯談到愛爾蘭作家發(fā)現(xiàn)自己在使用英語時處于某種劣勢。對英國人來說，英語單詞含義上可能有非常細微的差別，在我看來，恐怕只有像葉芝或我哥哥那樣對語言的敏感程度達到最高檢驗標準的人才會推敲斟酌。我以為，愛爾蘭人真正的劣勢在于截然不同的天性。愛爾蘭這個國家，雖然每一代人都經(jīng)歷過革命，但確切來講，并無民族傳統(tǒng)。在這個國家，一切動蕩不安；在民眾的心目中，事事反復無常。當愛爾蘭的藝術(shù)家提筆寫作時，他必須憑自己的能力，從混亂中為自己創(chuàng)造一片屬于他的精神天地。然而，雖然這一點對許多才華中上的作家來說是一大劣勢，但事實證明，對像蕭伯納、葉芝或我哥哥那樣天賦異稟的人來說是莫大的優(yōu)勢。
我在冬日稀薄的日光下沿韋斯特蘭路而行，奇怪的是，若不細看，這條路可能讓人覺得十分空蕩蕩，平凡普通極了。磚砌的房子，鐵軌，一間酒吧，一家小超市，愛爾蘭皇家音樂學院，一座現(xiàn)今大而無當?shù)慕烫�、宛如一個兩頭通風的老箱子，還有幾棟廢棄的大樓，連歸三一學院所有的建筑也顯得陰沉寂寥。我們從克羅寧和金塞拉的詩中讀到的韋斯特蘭路的面貌，仿佛并非出自人們的共識，僅是某些孤家寡人在走路回家或上班途中的有感而發(fā)，這種情感與他人無關(guān)，他們身處的年月依舊是莫里斯克雷格所稱的一個屬于個人的時代，用斯坦尼斯勞斯喬伊斯的話來說，一段尚無民族傳統(tǒng)的年月，每個從事寫作的人必須憑空創(chuàng)造一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