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本質論的理論演進

本書探討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本質論的理論演進，主要擇取了40年來關于文學本質的主要觀點進行評析。討論文學本質，評析各種觀點，需要冒極大的風險，鼓足理論的勇氣。因為，相對于文學理論界的核心關切，文學本質問題顯得陳舊，且有可能被當作本質主義而拋棄。然而，人文學術的研究不是盲目地追新逐異，而包含了對以往理論資源的有效借鑒�；�于此，我們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建立起的關于文學本質的認識，是一部需要打開仔細品鑒的歷史文本，包含著理論走向未來的智慧支持和思想啟迪。

一

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本質論的理論演進，不是物理學意義上的事件，而是一個人文實踐的過程，表征著文學與社會關系的調整，意味著以文學活動為磁心的、組成了文學活動序列的社會中人的文化身份、自我認同以及在整個社會境遇中的位置發(fā)生了變化。

文學本質問題涉及文學的本體、功能和結構等，通常被置換為文學是什么文學有什么用之類的發(fā)問方式。是什么與有什么用是相互關聯的，判定它是什么的時候總要從它能做什么入手，它能做什么決定了它可能是什么。所以，界定文學最可靠方式是看它的功能也就是文學之用。

在文藝學的眾多論域中，本質論是最為根本的，它直接體現著一個時代的文學觀念，而且還附加著它從中產生、鞏固的社會語境的信息。語境研究、意識形態(tài)批判，這些文化研究慣用的方法對文藝學的歷史反思而言確實是有效的不論文化研究本身是給傳統文藝學注入了新生力量還是作為異質話語大舉入侵，任何一種理論都不具有普適性，它們都是特定時代文化場域的產物。所以，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當然要從文化語境等決定文學理論產生的因素中發(fā)掘文學理論與產生它的時代之間的復雜關系。本質論是對文學活動精神旨趣的觀念定位，它蘊含著文學價值評判的根基，最能體現意識形態(tài)性質。本質論是根本的文學立場，即使選擇對文學本質保持緘默，這種不言說的選擇本身也昭示著根本意識形態(tài)傾向和價值認同。

我們考察各種文學本質論，不能陷入追問諸如有沒有本質本質究竟是什么之類容易使人進入無窮玄想而又空泛無證的抽象思辨之中。我們應該進一步考察的是，每一種言說文學本質的方式是在何等社會語境中產生的，它的背后又有怎樣的文化動機，表征了什么樣的思想變構與觀念革新，它在整個社會精神文化場域中到底占有什么位置。固著于言說本身只能遮蔽意義的顯現，使其不能默會于心。我們需要從文學本質的言說中向其所源自的意義本原不斷逼近，唯有如此，才能夠不被本質論爭的雜沓紛呈所迷惑，覺解本質論爭的意義，并對文學及人本身的在世存在有所領會。時至今日，文學依然如此這般地現身，只是我們審視文學的眼光，判斷世界的法則發(fā)生了變化。相應地，關于文學的本質也就發(fā)生了變化。本質之于文學，不是已然給定的事實，而是視為的結果。

在當今時代，文學本質問題已經失去了吸引各方關注的魅力。與其說它不合時宜，還不如說它早已被人遺棄。不單是文學的本質，就是這研究文學的學科文藝學本身，外界人士也是鮮有問津的。從事文學理論研究者甚眾，以絕對數量來看，也可謂大觀。可是，它畢竟只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小圈子，很難直接介入社會形態(tài)的變革與發(fā)展。與政治、經濟、法律、傳媒等學科比較，文藝學在現今社會生產實踐中的地位幾乎是最弱的。我們并不期盼文藝學對于國計民生產生直接的影響，更不奢望它擔當起經國之大業(yè)的重任，但作為一個學科，不能不對時代的精神文化狀況有所表達，否則，文藝學究竟何用就成了問題。當前文藝學缺乏創(chuàng)生的靈性與力量，缺乏對于社會文化現實的介入感與批判性，暮氣深沉、動轉遲滯，如何能給人帶來澡雪精神、歸寄理想、游懷騁性以及撫慰心靈的安頓呢？的確，我們應該對文藝學研究進行認真的反

思了。

任何思想建構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時代的意識形態(tài)規(guī)約，不論是政治決定還是經濟決定，文藝學總不可能遠遁世外，與社會變革不發(fā)生任何聯系。一旦進入文學本質論的實地考察，我們會立刻感知到文學本質的認識與言說受政治經濟形勢的影響是多么深切和根本。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文藝學具備社會所期盼的參與社會文化變革的能力并且有力推動了社會文化的變革。事實上，文藝學的位置有些尷尬。它像一件委身儲物室中的舊家具，只有在搬家的時候被拖來拖去，卻不能再為家庭盡到器物之用了。文藝學學科成立的合法性遭到了越來越多人的質疑。雖然不必擔心在短時間內文藝學會被取消，可它在社會的存在卻顯得可有可無，很多非專業(yè)人士甚至不知道文藝學與才藝表演其實風馬牛不相及。文藝學從來沒有享受過風平浪靜的太平日子，一旦安于現狀，滿足于已成的體系架構，它就走向了衰朽和僵化。文藝學生命的動力在于不斷地尋求變革和突破，對發(fā)展變革中的社會文化現狀時刻保持清醒的警覺和批判，而不能任由文化風尚對它呼來喝去、隨意擺布。從這個意義上講，文藝學必須始終處在反思、重思和否思的警醒狀態(tài)中。

文學是獨特的，任何定義都不可能道盡文學的本然存在狀態(tài)。既然如此，我們何必要定義它呢？徒然為文學尋找一個說明或鑒定自身的本質，不過是簡化了我們對于文學的理解。但是，何以會在特定的時代、特定的文化語境產生出特定的文學本質論，這卻是一個極有意思的問題。文學本質論提供給我們的與其說是關于文學的客觀知識，倒不如說是一定時代的人們賦予文學的身份認定和價值期望。本質論是對文學的根本論定，它表征著代表不同利益傾向的言說者如何斷定文學與非文學、優(yōu)秀的文學與蹩腳的文學。說到底，誰的文學本質論占據了文學理論的主導地位，這個持論者及其利益群體自然就獲得了言說評判文學的話語權和支配權。

在文學與政治聯姻的時代，由主流意識形態(tài)支持的文學理論家憑借對文學本質論的闡釋與掌握就可以控制、撥轉文學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趨向，并塑造著整個文學活動的格局。這種權力極大，可以直接介入并改變社會文化環(huán)境，操控文藝家及其作品的生命。但是，這種權力又是依附性的，它必須寄身于政治權力，沒有了政治權力的支持便也喪失了支配與操縱的權柄。當文藝學自身的體制建立、成熟之后，這種由政治權力衍生出來，以本質論的言說為象征符號的文學權力依然存在，不過已經不再發(fā)揮主導作用。新的、具有影響力的文學本質觀就會發(fā)揮主導作用，形成新的權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本質的言說及其話語更迭，透露著權力的復雜關系。本質論作為對文學存在的根本斷定，是定位學者身份的重要依據，代表著一個學者對文學的立場。有了這個立場，學者的論說才有了根基，志趣相投的人才能夠彼此組成一個共同體，從而共同來描繪文藝學的遠景規(guī)劃。不論是在既往文學理論史上還是在當下中國，文學本質的追問從來都不是孤立自為的理念發(fā)展運動，它從屬于整個時代文化需求的有機系統，從本質的追問可以折射出特定時代的文化語境、權力關系，以及文學共同體的境遇。

本質論不可能讓那些對文學抱有濃厚興趣、意欲一探文學究竟的人明白什么是文學，我們也不要指望它能夠完成它根本不能勝任的使命。想要通達文學之本真存在，需屏蔽一切概念定義的干擾、懸置邏輯的推衍判斷，徑直在與文學照面的語言之途上凝神傾聽、悉心領會。從本質論里我們能夠讀到的只是歷史上曾經有什么人、他們怎樣理解文學。對于大學文學教育而言，認識到文學本質論的多重性、適用性及其有效范圍，接納融匯而不是奉迎膜拜任何一種文學本質言說，要比受戒于權威拜物教的絕對本質律令更趨近于文學精神。

時下，一些具有敏識的文學理論家們在編寫文學理論教材的時候，已經不再對創(chuàng)設一條體現自己獨立研究水準的文學本質定義感興趣或持樂觀情緒了。他們對待這個稍有不慎就可能化為理論泡沫和話語垃圾的文學本質問題顯然更加小心。他們寧愿去梳理歷史上已經成形的文學本質論思潮，因為這些思潮真正切入了現實的文學活動并與之交互作用、影響。這些本質論誘發(fā)于特定時代的文學新變潮流，是文學發(fā)展軌轍的實在印跡，較之面壁虛構的文學定義，顯然具有趨向于文學本真樣態(tài)的意義。那種不關切文學當下生存樣態(tài)、意圖確立普遍恒常的絕對本質觀的文學立憲思維必須被拋棄。

一個卓越的文化建筑者必須首先是犀利的時代觀察家。對當下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積極介入與敏銳體察并不意味著我們被時代風尚左右，只有基于當下處境的深思才可能指引未來的引導與開拓。并非文學本質不可言說，一個時代的文學本質論必須是該時代文學觀念的準確標識，這才是有效理論話語。沒有認識到文學本質受各種社會文化、政治經濟關系的制約，而企圖規(guī)定文學的恒定唯一的絕對本質，對文學理論研究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

的確，文學理論應當具有它的基礎知識和基本原理，但很顯然，文學本質定義不應當被包括進去。如果將一條本身帶有特殊文化時空屬性的文學本質界說規(guī)定為文學的基本原理，就意味著把該理論絕對化為文學的普遍性質，從而使歷史性的理論存在形態(tài)獲取了超歷史性的價值定位，這必然導致強權話語對文學理論的宰制以及文學理論自身話語更新能力的弱化。

自1978年的思想解放運動開始，文學理論在不斷獲得新生的過程中演繹著自己的理論，倏忽已40余年。這40余年來，文學本質的論爭此消彼長，異說紛呈。追問文學本質，看似是一種純思的熱情，是抽象的思維演繹或不切實際的邏輯癖好，實際上卻不僅承載了特定歷史境遇中的文學觀念，還承擔了社會與人雙重建構的使命。

（選自導言：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本質論的理論演進 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