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叢總序

文學與思想譯叢這個名稱，或許首先會讓我們想到《思想錄》一開篇，帕斯卡爾對幾何學精神與敏感性精神所做的細致區(qū)分。但在做出這一二分的同時，他又特別指出相互之間不可回避的關聯(lián)：幾何學家只要能有良好的洞見力，就都會是敏感的，而敏感的精神若能把自己的洞見力運用到自己不熟悉的幾何學原則上去，也會成為幾何學家的。（《思想錄》，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34頁。） 歷史的事實其實早就告訴我們，文學與思想的關聯(lián)，從來就不是隨意而偶然的遇合，而應該是一種天作之合。

柏拉圖一生的寫作，使用的大都是戲劇文體對話錄，而不是如今哲學教授們被規(guī)定使用的文體論文；德國現(xiàn)代戲劇之父萊辛既寫作了劇作《智者納坦》，也是對話錄《恩斯特與法爾克》和格言體作品《論人類的教育》的作者；盧梭以小說《愛彌兒》《新愛洛伊絲》名世，也以《社會契約論》《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而成為備受關注的現(xiàn)代政治哲學家。我們也不該忘記，思想如刀鋒一樣尖利的維特根斯坦，在他的哲學中討論了那么多。

文學與哲學的對話關系；而桑塔亞納（George Santayana）干脆寫了一本書，題目即為《三個哲學詩人：盧克萊修、但丁和歌德》；甚至亞當·斯密也不僅僅寫作了著名的《國富論》，還對文學修辭情有獨鐘。又比如，穆齊爾（Robert Musil）是小說家，卻主張隨筆主義；尼采是哲學家，但格外關注文體。

毋庸置疑，這些偉大的作者，無不自如地超越了學科與文體的規(guī)定性，高高地站在現(xiàn)代學科分際所形成的種種限制之上。他們用詩的語言言說哲學乃至形而上學，以此捍衛(wèi)思想與情感的縝密與精微；他們又以理論語言的明晰性和確定性，為我們理解所有詩與文學作品提供了富于各自特色的路線圖和指南針。他們的詩中有哲學，他們的哲學中也有詩。同樣地，在中國語境中，孔子的仁學必須置于這位圣者與學生對話的上下文中來理解；《孟子》《莊子》這些思想史的文本，事實上也都主要由一系列的故事組成。在這樣的上下文中，當我們再次提到韓愈、歐陽修、魯迅等人的名字，文學與思想的有機聯(lián)系這一命題，就更增加了豐富的層面。

不必羅列太多個案。在現(xiàn)代中國學術史上，可以置于最典型、最杰出成果之列的，或許應數(shù)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和魯迅的《摩羅詩力說》�！都t樓夢評論》，不僅在跨文化的意義上彰顯了小說文體從邊緣走向中心的重要性，而且創(chuàng)造性地將《紅樓夢》這部中國文學的偉大經(jīng)典與叔本華的唯意志論哲學聯(lián)系了起來，將文學（詩）與思想聯(lián)系了起來。小說，在靜庵先生的心目中不僅不小，不僅不只是引車賣漿者之流街談巷議的小道，而且也對人生與生命意義做出了嚴肅提問甚至解答�，F(xiàn)在看來，僅僅看到《紅樓夢評論》乃是一則以西方思想解釋中國文學經(jīng)典的典范之作顯然是不夠的。它無疑啟發(fā)我們進一步思考文學與更根本的存在問題以及真理問題的內在聯(lián)系。而《摩羅詩力說》，也不僅僅是對外國文學史的一般介紹和研究，不僅僅提供了比較文學法國學派意義上的事實聯(lián)系。通 讀全文，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魯迅先生相對忽視了尼采、拜倫、雪萊等人哲學家和詩人的身份區(qū)別，而更加重視的是他們對時代精神的尖銳批判和對現(xiàn)代性的深刻質疑。他所真正關注的，是如何通過召喚神思宗，從摩羅詩人那里汲取文學營養(yǎng)、獲得精神共鳴，從而達到再造精神界之戰(zhàn)士之目的。文學史，在魯迅先生那里，因而既有其獨立存在的價值，也實際上構成了精神史本身。

我們策劃這套文學與思想譯叢主要基于以下兩個考慮。首先以拿來主義，激活對中國傳統(tǒng)的再理解。這不只與文史哲不分家這一一般說法相關；更重要的是，在中國的語境中，我們應該格外重視詩（文學）與經(jīng)的聯(lián)系，而《詩經(jīng)》本身就是經(jīng)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揭示的那樣，《詩》既有區(qū)別于《易》《書》《春秋》和《禮》而主言志的殊致：摛《風》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同時，《詩》也與其他經(jīng)典一樣具有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qū)，極文章之骨髓的大德，足以與天地并生，也與道不可分離（參《宗經(jīng)》《原道》二篇）。

這樣說，在一個學科日益分化、精細化的現(xiàn)代學術語境中，自然也有另外一層意思。提倡文學與思想的貫通性研究，固然并不排除以一定的科學方法和理論進行文學研究，但我們更應該明確反對將文學置于真空之下，使其失去應該有的元氣。比喻而言，知道水是H2O固然值得高興，但我們顯然不能停止于此，不能忘記在文學的意義上，水更意味著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意味著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也意味著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總之，之所以要將文學與思想聯(lián)系起來，與其說我們更關注的是文學與英語意義上idea、thought或concept的關聯(lián) , 不如說，我們更關注的是文學與intellectual、intellectual history的滲透與交融關系，以及文學與德語意義上Geist（精神）、Geistesgeschichte（精神史）乃至Zeitgeist（時代精神）的不可分割性。這里的思想，或如有學者所言，乃是羅伯特·穆齊爾意義上在愛之中的思想（thinking in love），既包含著邏輯思考，也是一種文學、宗教和日常教誨中的理解能力；既與思（mind）有關，也更與心（heart）與情（feeling）涵容。

而之所以在 intellectual 的意義上理解思想，當然既包含著對學科分際的反思，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對過于實證化或過于物質化（所謂重視知識生產(chǎn)）的文學研究乃至人文研究的某種反悖。因為，無論如何，文學研究所最為關注的，乃是所羅門王曾經(jīng)祈求上帝賜予的一顆智慧的心（un cur intelligent）（芬基爾克勞語）。

是的，文學與思想的貫通研究，既不應該只尋求智慧， 也不應該只片面地徒有空心，而應該祈求智慧的心。

譯叢主編2020年7月再改于京西學思堂，時在庚子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