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記
《柏林諜影》我的第三本書改變了我的生活，讓我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shù)。這本書出版之前，我基本上是秘密寫作，躲在秘密世界的高墻之后，用的是另外一個名字，也沒有評論界的嚴肅評判。這本書上架之后，我安靜、緩慢的成長之路，算是到了盡頭，盡管我也曾努力挽回，比如和家人一起逃到一座遙遠的希臘島嶼上。因此，《柏林諜影》是我純真年代的最后一部作品，從此以后，我的各種實驗，無論好壞，都只能在公眾的目光下進行。此后多年，對出版界來說，已經(jīng)沒有勒卡雷的小書這回事了這種對事實的扭曲，任何稱職的藝術(shù)家，都會既渴望又憎惡。
這本書是我在大約五個星期之內(nèi)集中完成的。凌晨時分，我在英國大使館為我在柯尼希斯溫特租的房子里寫；在大使館的辦公桌上利用零散時間寫；甚至開車坐輪渡往返萊茵河上時，我也趴在汽車的方向盤上寫。阿登納總理氣宇軒昂地前去上班途中，也要坐輪渡，有時我的車和他那輛巨大的裝甲梅賽德斯（也許是奔馳？）就并排停著。到了大使館辦公室，我向大家報告總理在閱讀什么報紙，大家便興奮起來，使館新聞部的人總是快速推斷出哪位首席記者可能影響這位偉大人物的想法，不過我想恐怕誰也不會影響他，他早就過了受他人影響的階段了。有時候我和他目光交接，偶爾我似乎覺得，他還在沖我微笑，我開的是一輛小希爾曼哈士奇，掛著外交牌照。不過，那時候他看上去已經(jīng)像一位古老的紅發(fā)印第安酋長，他的表情不會遵從凡夫俗子的規(guī)律。
讓我不停地寫下去的，當然是柏林墻。墻剛剛修建的時候，我曾從波恩專門飛過去看。我和大使館一位同事一起去的，一幫被洗腦的小混蛋正守衛(wèi)著克里姆林宮這座最新的堡壘。我們狠狠地瞪著他們那黃鼠狼一般的臉，這時同事告訴我，把臉上那壞笑的表情收回去。我沒意識到自己在壞笑，遇到特別嚴肅的時刻，我臉上就會露出有些頑皮但沒有惡意的笑容，當時大概就是這樣的。我眼前所見，沒什么值得壞笑的，我內(nèi)心中只有恐懼和憎惡，這正是我該有的情感：柏林墻是個終極劇場和終極符號，昭示著意識形態(tài)走火入魔后的丑惡。
我們太容易忘記那恐怖了。第一批障礙物建成的消息傳來，工人們正在我柯尼希斯溫特住所內(nèi)粉刷餐廳的墻壁。他們是善良的德國人，安安靜靜地把刷子洗干凈。他們又是愛家的好人，所以洗完刷子就回家了。大使館召開了秘密會議，討論各種撤離方案。然而，如果世界末日即將來臨，你又能撤離到哪兒去呢？弗里德里希大街的過境點迅速成了盡人皆知的查理檢查站，在一百碼的公路上，美國和蘇聯(lián)陣營的坦克相互對峙，炮口對準了對方的塔樓。雙方的坦克引擎不時相互嘶吼，據(jù)說是要讓坦克熱身，隨時準備沖鋒，實際上那不過是心理戰(zhàn)，像大決戰(zhàn)之前的拳擊手。墻的另一側(cè)，英國、美國、法國、西德的情報機構(gòu)都被打了個措手不及。據(jù)我所知，誰都沒能預料到這一事件，現(xiàn)在他們必須承認失敗的后果。反正其中不少人很可能也另有所圖。其他人一律被稱為留守特工，此后只能通過隱藏的電臺和預先設定好的秘密書寫系統(tǒng)進行交流，那正是為這種不時之需準備的。有了柏林墻，特工的行業(yè)會變得更加隱秘、危險，更加疑慮重重，當然也比以前更加擁擠。蘇聯(lián)特工現(xiàn)在困在西德的那些人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只能猜測。不過，實際上他們當然不是真困住了，只是秘密工作的開展，越來越不方便。
而柏林墻，就一直立在那兒。不斷加固、增高。周圍設了雷區(qū)，泥土被清理得寸草不生，連兔子留下的爪印都清晰可循。偶爾有人從墻上爬過去，或者硬沖過去，或者從下面挖過去，或者將自己變成滑翔人，從墻頭飛過去。那些勇敢的故事，自成一段漫長的歷史，成功出逃的那些男男女女都是英雄，也許是因為他們?nèi)藬?shù)實在太少，當然是因為他們都極為勇敢。今天閱讀東德新聞之時，對柏林墻尚有記憶的人，當然會在少數(shù)人的英勇行動和多數(shù)人即將到來的解放之間建立起聯(lián)系。在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西方的輿論宣傳是完全正確的。東德政權(quán)的確遭到它所統(tǒng)治的人民的憎恨。出逃者便是現(xiàn)在這支人數(shù)眾多的大軍的先鋒隊，針對東德領(lǐng)導層那些腐敗權(quán)貴們的指控，結(jié)果證明，幾乎每一例都有充分依據(jù)。也許這會讓我的小說更令人悚然。
是什么促使我去寫這本書呢？這個念頭是從哪兒冒出來的呢？事隔多年，任何答案都可能有失偏頗。我知道，當時我對職業(yè)生涯和個人生活都深感不滿，正經(jīng)受著極度的孤獨和迷茫。那種孤獨感和憤懣感，也許對亞歷克·利馬斯的塑造多少有些影響。我知道，那時候我渴望愛情，但我的過去、我的內(nèi)斂，又讓愛情無法企及。因此，小說中的鐵絲網(wǎng)和各種陰謀，也許是我個人自由之路上重重障礙的體現(xiàn)。我長時間生活窘迫，我喝酒成癮，我開始在最深的層面上懷疑自己的職業(yè)選擇。先擁抱一個機構(gòu)，然后又拼命逃離這一熟悉的過程，當時正影響著我的婚姻和工作�？粗�柏林墻，就是看著挫敗本身，它觸發(fā)了我心中的某種憤怒，最終也會無意間進入小說。我敢肯定，當時的采訪中，這些事我只字未提。也許那時候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個間諜，也許我對自己不夠了解，不明白講述一個巧妙的故事，其實也是在我個人的混亂之中，創(chuàng)造出某種憤懣的秩序。
此后，我當然不會再以這種方式寫作。有個階段，大家說我是一本書主義，說《柏林諜影》是巨大的僥幸，后來的所有東西都是尾聲。后面那本書《鏡子戰(zhàn)爭》更接近真實，更貼近我所經(jīng)歷的痛苦，英國評論家們卻說它沒趣味、不真實。也許真的是這樣吧，因為我已經(jīng)不記得任何善意的英國聲音。
然而，《柏林諜影》受到了巨大的贊譽，我也為此受到了懲罰，而且我心里知道。我的婚姻破裂了，我經(jīng)歷了名聲帶來的各種孤僻癥狀，很多作家都經(jīng)歷過，盡管他們假裝沒有。我找了個聰明的新妻子，努力重新振作起來。我終究還是熬過來了。于是，寫的作品不如人意，不能每次都用盡所有才能，不能看到也許存在也許不存在的更大潛能，我都沒了借口。
不過，我當然不會忘記，歷史某個丑陋的片段與我絕望的內(nèi)心偶然相逢，讓我在六個星期內(nèi)，寫出了這本改變了我生活的小說。

約翰·勒卡雷
198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