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全球化常常與國際貿易緊密相連，但國際經濟一體化中有一個關鍵卻常被忽視的維度，那就是跨境資本流動，尤其是主權債務。公共財政的第一次全球化始于拿破侖戰(zhàn)爭結束之后，距今已有二百年多年歷史。在這一首輪周期（18161913年）中，西方國家將工業(yè)革命所積累的私人資本盈余再投資于全球南方新興國家的主權債務其中也包括晚清中國。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這一輪國際資本流動戛然而止，并在此后數十年間處于較為有限的狀態(tài)，直到20世紀80年代，全球范圍的大規(guī)模投資才得以重新啟動。自21世紀初以來，中國已躋身全球最大對外投資國之列，實現了與百年前截然相反的歷史性轉變。
獲得外部融資可以幫助發(fā)展中國家克服經濟增長的結構性障礙、應對存亡性戰(zhàn)爭或提供諸如教育和醫(yī)療等公共物品。然而，正如所有政策工具一樣，外部借貸也伴隨著權衡與取舍。外部資本的便利獲取，可能會對國內政治精英形成逆向激勵機制。外部融資能夠延緩甚至規(guī)避加征國內稅收，從而可能削弱加強財政能力建設的動機，并弱化通常由征稅帶來的政治問責。在制度不健全、國家能力不足的情境下，這些機制可能會破壞公共財政穩(wěn)定，并增加主權違約的風險。在第一次公共財政全球化浪潮中，歐洲債權人通過在合同中嵌入部分條款來應對這些風險，這些條款允許他們在借款國違約時，扣押該國的國有資產并接管其稅務機構的部分職能。一旦這些條款被觸發(fā)，便會進一步削弱借款國的行政能力，使其陷入債務陷阱和政治危機之中。
本書通過定量分析和歷史案例研究（包括晚清中國的案例），詳細闡述了外部借貸管理不善和債權人強勢介入帶來的風險。1911年，在陷入財政困境之際，晚清政府將海關收入控制權割讓給了外國債權人，使得海關總稅務司署（Maritime Customs Service）事實上淪為歐洲債權人的債務收繳機構。時至今日，局面已截然不同。進入21世紀之后，中國通過絲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國家開發(fā)銀行等機構，在全球金融領域扮演著重要角色。
本書旨在拓展新興的歷史政治經濟學研究領域，同時參與比較政治研究和國際關系研究，特別是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支的對話與回應。希望本書能夠鼓勵中國學者與學生更多采用跨學科方法，探索中國乃至全球現代制度的歷史根源。
自2022 年英文版出版以來，本書在政治學研究領域獲得了多項殊榮，包括美國政治學會政治經濟學分會頒發(fā)的威廉賴克雙年獎、美國政治學會國際合作分會最佳圖書獎、耶魯大學加迪斯史密斯國際圖書獎（授予耶魯大學終身教職教師的最佳首作獎）、喬治城大學莫塔拉國際研究中心勒普戈德國際關系最佳圖書獎，以及國際政治經濟學學會的三年期最佳圖書獎。今天，我非常榮幸能將這項研究成果以中文形式與中國讀者分享。
本書的出版得益于格致出版社與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之間的合作，也離不開譯者細致入微的斟酌與翻譯，以及哈佛大學博士生劉愷瀟的寶貴意見。在此，我向他們，以及所有中國讀者，致以最誠摯的感謝。
迪達克克拉爾特
2025年6月于紐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