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四十多年前，偶讀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一則喜其收羅完備，唐前出土墓志幾無遺漏，二則收錄圖版和前人題跋，俾便比讀文本，參酌前修，三則喜其每可與正史相參，尤以元氏墓志，逐一記錄其在宗室所屬支系，凡分平文子孫、昭成子孫、道武子孫、明元子孫、太武五王、景穆十二王、文成五王、獻文六王、孝文五王，誠讀《魏書》者不可不知，而條流清晰，尤便讀者。當時稍萌念想，金石之可補正史，學者應念及不專治金石者之需求，可將正史紀傳可得金石補正糾謬者，以正史文字為目，對應錄相關金石，略加考訂，使學者知所取舍，亦一善事也。后讀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以洪瑩校本比參，知唐時譜牒之學尚存遺風，今則公私舊譜多已不存。讀其書，知中古世家大族，乃構成其時政治文化之中軸力量，全社會恰如一棵大榕樹，每一世族則如樹上之眾多枝椏，每一個人則如樹上之葉片，其所處地位及其家族勢力，確定其人事關聯(lián)及仕宦機緣。復讀王伊同《五朝門第》，尤喜其所附七十多家顯族之世系圖，人事聯(lián)系，家族興衰，一目了然，頗便理解。
二十多年前，當我完成《舊五代史新輯會證》，《全唐五代詩》陷入合作僵局，進退徊徨，思及眾多選題，其一即中古氏族譜系建構，其二則為唐代史事長編，其三則為金石證史，分別有所準備，惟起始容易，完成極難，開局興奮，求索則如秋荼遍地，手忙腳亂，難以竟事，終至放棄。其間見新出石刻噴薄而出，相關研究參與者眾多，更知一己貪求之未必允當也。
陸路君初從上海師范大學曹旭教授讀取博士學位，所作論題為東晉南朝文學地理與文人分布，取資豐富，考訂周密，力求定位，多有存疑，蓋搜尋雖勤，發(fā)明亦多，惜史料或有不備，考定難臻精密，雖盡人事，終留分寸。后來復旦從我作博士后研究，選題很快確定，即以先前之體例，再作北朝文學地理與文人分布，其間用力彌勤，及期出站，成績尚屬優(yōu)異。至今似又七八年矣，日常上班之馀，列年發(fā)表cssci刊論文亦多，知其百尺竿頭，不斷進步，成就可喜可慶。
陸君近即出《北朝唐代元氏家族研究》，囑我為序，我知其家境孤寒，晉學不易，精進不已，尤應勖勉，故樂意為之介紹。何況此一選題，為我久所經心之一端，近年作《元結在道州》《元稹的兩次婚姻》諸文，參考多家年譜，于二人先世皆有回顧，然孤立閱讀，終隔一層。有幸先讀全稿，快何如之。
北魏皇族鮮卑拓跋氏，曾托稱出黃帝子昌意，實乃東胡之一枝，于漢末晉初間坐大，至東晉中后期統(tǒng)一北方，建都平城，國力強盛，文學尚未臻昌明。孝文帝拓跋宏英明果決，親政后堅定執(zhí)行漢化方略，遷都洛陽，改姓元氏，經營中原，雄盛一時。鮮卑諸大族亦隨之改姓，自覺融入漢民族，乃中古社會變動之一大關節(jié)。至魏末、梁末大亂，江南士族摧殘殆盡，而北方新晉士族，乃能存陽剛之勇氣，采南方文化之瑰麗，幾經變更，開有唐全新之局面。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以為隋唐制度取資于北朝，宋初編《冊府元龜》尚以南朝為閏位，是唐以來主流意識乃如此也。
孝文改易漢姓，其全部細節(jié)，古則有《魏書·官氏志》，近則有姚薇元《北朝胡姓考》，詳明周備，可以考鏡。若取其大端，則自立新姓，如拓跋氏改元氏，漢舊無此姓也，多數則取漢舊姓，如竇、陸等皆是。北魏平城時代，宗室大端平穩(wěn)，故各宗枝繁衍茂盛，孝文以后，大亂迭起，子孫多受摧殘，不能不為之浩嘆。
元魏一代史，魏收《魏書》最稱完足，其修史去魏未遠，公私文案豐沛，作者又具史識，雖偶有殘缺，占比甚微。至當時及后世之酷評，忤其為穢史、為肉譜，皆不足知《魏書》者之妄言。有關穢史，周一良《魏收之史學》一文言之詳矣，明其取資舊史之淵源有據，見其議論史事之明斷有識，所述可從。至謂肉譜云云，乃謂《魏書》于重要人物立傳，于其后世旁支未有顯赫事功者，存記太多，不免因人而存名。此端議論，就舊史學立場，或失于枝蔓，就新史學言，則某一時代曾生存之個體及其家族之興衰，皆應予以特別關注。元氏家族昔曾君臨北境，入據中原，家族鼎盛，人脈昌榮。變動遽起，大樹飄零，支脈橫流，各求生存，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中古家族皆面臨危局，偉大人物及其文學尤期機緣與奮進。陸君本書，就舊史學言，是將肉譜發(fā)揮到極致，就新史學言，為北朝皇家經歷三四百年風云變幻，仍能產生一流之楷模與文豪，展開浩瀚雄偉之長卷。我對本書尤加贊譽，原因在此。
陸君本書其實分為三編，即家族支系子孫考、家族婚姻考及文學與文化研究，所涉皆屬細節(jié)，拼綴而成，則為從四世紀初至十世紀末，此一家族之盛衰繁衍史、婚姻經營史及文化承擔史。如果元魏皇室譜牒得以存世，如果唐末有人作元氏盛衰史，則本書不作亦可�？上Ы犹陨�，精金沉埋，不經發(fā)抉，何以理解真相，此陸君本書不能不作也。
以《魏書》卷一四至卷二二凡九卷宗室列傳，與本書第一部分對讀，可知神元諸子（不含嗣位之君主）后世不昌，平元及烈帝子孫繁衍至北朝之末，再無幸存。昭成子孫，以秦明王翰、常山王遵、清河王紇根及力真一支，最稱大宗。其中常山王遵一支，北齊名家有元行恭，入唐名家有元希古、元庭堅、元行沖、元懷景、元彥沖等，更著名者則有詩人元結，力真一支，北魏時并無名臣，入唐則由弱枝得重名，其間六代世系不可考，自元義恭、元義端而漸顯，義恭孫希聲，得名于珠英學士，義端后則延景一支有詩人元稹，延祚一支有女嫁詩人韋應物和權宦李輔國，其間可解釋韋應物從殿前惡少退而讀書的原因，也能理解與韋應物交往密切的元錫，其實是他的妻兄。其他宗支，各有精彩，此不一一列舉。
本書第三章探討家族婚姻，分北朝與唐代兩節(jié)，采據數量可觀的新舊墓志，補充舊史此一方面之不足，舉例亦極稱豐富。陸君此端之可貴，在分胡族家族和漢族大族間之婚姻，胡族家族又區(qū)分宗族十姓及勛臣八姓、內入諸姓、四方諸姓及《官氏志》外諸胡姓，揭示56個胡族間181樁婚姻，具備深入探討之基礎。與漢族大族之婚姻，則分南北世家，北方分為河朔士族、河東士族、河淮士族、關隴士族、荊楚士族五部分，北投南朝士族個案相對較少，凡此皆都有豐富案例與精準統(tǒng)計，結論很有說服力。相對說，入唐元氏乃一普通世族，其人物之漢化程度已高，與北朝稍有不同。韋應物娶元??毴*，元稹娶韋叢、裴淑，我都寫過文章，陸君全稿寫定之際，乃從我處得裴淑墓志。元稹以才情名世，《鶯鶯傳》自述艷遇寫于初婚韋叢后不久，是結緣豪門而未忘舊情�！杜崾缒怪尽分鐾粒梢娖湟蚋竿龆诰思议L大之孤女，具有卓越文學藝術素養(yǎng)，婚姻也由舅家決定，婚后感情良好，更在元稹亡歿后主家政三十馀年。兩次婚姻前后，元稹仍多有婚外情，此涉唐代良賤制之現(xiàn)實，詩人還是凡俗之身。
有關元氏家族文學，陸君卷首標列了一份文學有造詣或有詩文存世者之世系表，足使全書眉目清楚。其中所列北朝元氏文士94人，女性5人，配偶9人，調查頗充分。唐代部分，顯示元氏人物更向博學融通發(fā)展，出現(xiàn)了許多在文學史、學術史上留下濃墨重彩之人物。陸君說明考出初盛唐31人，中晚唐51人，拙纂《唐五代詩全編》，據新羅崔致遠碑知有元季方詩，據陶敏之考證知《全唐詩》周繇下詩部分為元繇所作，皆入陸君囊中，知其搜尋已近巨細無遺。
近年中古石刻奔競出土，改變基本文獻結構，家族研究更成學術熱點，隴西李氏、京兆杜氏、韋氏、滎陽鄭氏、博陵崔氏、吳郡張氏皆見專著，非僅關注家族世系，于其文化傳承、社會組織、內部管理、政治進取皆涉及，受譽學林，是所當然。陸君本書，用力勤勉，抉發(fā)眾多，是可祝賀。陸君年方壯殷，大有可為，以此為階梯，精進不已，更上層樓，開闊眼界，飽覽山河，是所望也。
乙巳仲春，慈溪陳尚君謹序
序二
序二
陸路君以所著《北朝唐代元氏家族研究》見示，邀我為之撰序。陸君乃文獻學大家陳尚君先生高足，研究中古文學、文獻與史學有年，尤以文史互通為治學路徑，近年圍繞六朝隋唐詩文、地域文化與家族史發(fā)表了多篇學術論文。本書聚焦中古元氏家族，采用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互證之法，系統(tǒng)考論其世系源流、婚姻網絡及文化傳承，是其中古家族史研究的系統(tǒng)性成果。
元氏本為拓跋鮮卑之部酋家族，其先世發(fā)祥于大興安嶺北段，東漢以降不斷南遷，至北魏定鼎中原，遂成首個長期統(tǒng)治華夏的少數民族政權。孝文帝遷都洛陽，推行漢化改革，成為元氏家族發(fā)展的轉折點。孝文帝的制度改革，以儒家思想為指導，以漢晉南朝制度為藍本，以現(xiàn)實社會改善為旨歸，不但成功地將拓跋皇族轉變?yōu)闈h族元氏，也令諸多有胡族血統(tǒng)的家族加入漢族大家庭，為華夏民族的發(fā)展壯大建立了不朽功勛。孝文帝時代確立的制度文化，經兩魏齊周而為隋唐大一統(tǒng)國家所繼承，推動了大唐盛世的形成。元氏以北魏皇族之尊，歷北朝至唐，由最初的草原部族蛻變?yōu)楹髞淼奈幕兰�，其興衰軌跡非獨一家之史，實乃中古時代民族融合、制度變遷、文化轉型的縮影�？v觀元氏家族的漢化歷程，可以說既有政治權力的推動，亦有婚姻、教育、文學的浸潤，其為胡漢合流的典范，對于中古社會之演進，意義可謂至為深遠。
本書在三個領域展開研究，體現(xiàn)了于微觀考證中求索宏觀歷史的學術追求。
一、 對元氏家族世系脈絡進行了仔細考察，以北魏諸帝為綱，分析神元平文以降至孝文帝等十馀支系，依《魏書》諸傳及相關出土墓志，鉤稽排比，制成了頗為精密的譜系圖。每支系先明其源出，次考其成員之官宦、生卒年及著述情況，兼涉學術文化傳承，并列述文士名錄。如北魏平文帝高涼王孤一支、道武帝陽平王熙一支，皆窮搜典籍，參以碑刻，頗能補正史之闕，糾舊說之誤。于唐代元宗簡等旁支人物，據白居易、張籍交游詩及墓志文獻，考其生平，論其文風，顯示見微知著之功。
二、 對元氏家族婚姻網絡進行了仔細爬梳考辨�；橐瞿酥泄糯笞寰S系門第、拓展勢力之要途，是家族史研究必須探究的核心問題之一。本書鉤稽北朝四百四十一樁、唐代二百零一樁婚姻實例，分類考述胡族、北方漢族士族、南來士族及外戚權臣等婚姻對象，揭示不同時期的政治意圖與文化取向： 北朝前期，與胡族聯(lián)姻占比近半，乃拓跋氏整合內部、穩(wěn)固統(tǒng)治之策略；孝文遷洛后，與漢族士族通婚漸居主導，可以看作是漢化政策之具體實踐；兩魏齊周以降，元氏淪為普通世家，到了唐代，其婚姻對象以漢族士人為大宗，亦有久已漢化之胡族，且嫁娶比例趨平，足證其社會身份之徹底轉變。
三、 數據詳實，論證嚴密，于中古家族婚姻研究別開生面，對元氏家族文學與文化的探究亦不乏獨到之見。作者界定文士標準凡六，考得北朝元氏文士九十四人、唐代八十二人，其中唐代有詩作者二十五人。北朝文士多出于孝文、宣武之世，值漢化鼎盛，其清談、賦詩、工書之風，上承漢晉，下啟隋唐，填補永嘉之亂后洛陽文化之空缺；唐代元結、元稹諸人，則由貴族文學轉向士大夫文學，體現(xiàn)家族文化的完全轉型。尤可注意者，北朝墓志多夸飾宗室文才，唐代則漸趨簡省，此并非其文學之衰微，而是家族地位與社會風尚變遷之故。陸君結合墓志書寫策略之差異，論析其與時代變遷的關系，可謂善察微言大義。
中古史研究的推進，既不能忽略對傳世文獻細致入微的探究，也要充分關注相關的出土文獻，本書對出土文獻的運用可謂頗為用心。作者遍覽北朝至唐代元氏家族及相關人物墓志，不僅糾補《唐代墓志銘匯編》《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志續(xù)編》等書錄文之誤，如辨鄆州非鄲州、費縣非賁縣、循州非脩州，更據墓志內容，考鏡元氏家族成員之仕宦、婚姻與文學活動。尤可一提的是，陸君能將墓志置于中古社會變遷的語境中，揭示北朝宗室墓志與唐代官員墓志的敘事差異，具體來說，前者重政治身份與漢化成就，后者重個人仕宦與文化修養(yǎng)，諸如此類細節(jié)，凸顯出歷史記憶建構的復雜性。陳寅恪先生嘗言種族與文化為認識中古史之兩大關鍵，本書于此命題，可以說提供了比較詳實的個案支撐。元氏家族之漢化，非單向度的文化輸入，乃胡漢文化相互激蕩之結果，其婚姻策略、文學成就，皆為民族融合的表征。本書以較為扎實的考述，揭示元氏從政治核心家族向文化世家轉變的過程，既于家族史研究有所貢獻，亦為認識中古社會轉型提供了一定助力。
眾所周知，人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而從文明時代以降人們大多即生活在家庭之中，家庭則以血緣為紐帶形成了家族，研究家族史也就成為歷史研究的必要課題。家族勢力的大小往往決定了其成員的歷史地位，而家族成員的顯赫地位也為其家族勢力壯大開辟了道路。家庭史或家族史研究在現(xiàn)代歷史學體系中通常被劃歸社會史領域，但其實要透徹地了解一個家族的歷史，關涉的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學科領域，而能不能進行真正社會學意義上的家族史研究其實還得受制于所研究對象的資料條件。就本書所研究的中古時代而言，利用傳世文獻只能對一部分顯赫家族的政治文化史特別是政治史做比較深入的研究，要進行系統(tǒng)全面的研究還是頗為困難的，而通過墓志碑刻資料的補充則有助于對其婚宦做更為全面的考察，至于一個家族的經濟社會生活，只能到資料充備的晚近時代才能展開。至于對皇族作為一個家族進行研究，雖然資料比其他家族多不知凡幾，但也易于與皇朝史或政治史混淆，難以厘清期間的關系。關于中古家族的專題研究不少限于資料條件大多還是以論文形式發(fā)表，但將皇族作為家族史研究對象，本書或許是第一部。不僅如此，關于中國古代皇族的家族史研究，就筆者寡見，本書之外似乎亦無他例。果如此，則本書也算得開了家族史研究的一個先河。
陸路君潛心數載，研讀文獻，精心撰述，于胡漢交融大勢中辨章家族源流，于文獻碑刻細微處考鏡史事真相，相信本書出版必能推動中古家族史研究的深化，亦望學界由此更進一層，于民族融合、文化轉型等課題，作出更多新的創(chuàng)獲。
是為序。
二〇二五年四月張金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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