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近三十年來，關于非洲大陸歷史的科學著作的出版速度顯著加快［如D.菲利普森（D. Philipson）2005年第四版《非洲考古學》（African Archaeology）、G.康納（G. Connah）2001年第二版《非洲文明》(African Civilizations）］。但與此相矛盾的是，在當前關于非洲大陸的現(xiàn)狀及未來走向的重大討論中，考古學家奇怪地缺席了。當我們展望當代非洲的多重發(fā)展態(tài)勢時，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都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她們需要闡釋，過去的決策和發(fā)展如何影響并制約了隨后的非洲與非洲人從過去到現(xiàn)在的演變軌跡。盡管這片大陸上不同地區(qū)之間存在顯著差異，但整個非洲的社會、經濟與政治似乎都不可避免地在走下坡路。解決方案或嘗試性的方案非但沒有改善，反而惡化了這一局面。其原因何在？

本書從長時段的視角探討了這一重要問題，時間跨度從生產形式出現(xiàn)的全新世早期，直至大西洋奴隸貿易興起的15世紀。與其他所有同類著作相比，本書有兩大主要特點：

1. 均衡地呈現(xiàn)了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以及非洲本土的所有學術傳統(tǒng)對這片大陸的研究成果；

2. 采用一套認知方法研究喪葬習俗、技術革新和表征系統(tǒng)（如巖畫藝術）。我們借用了非線性動力學中的兩個關鍵概念，即路徑約束和初始條件敏感度作為全書的論述基礎，為理解非洲大陸的現(xiàn)狀提供了一個新視角。本書大體上遵循了總體的時間框架（橫跨過去這一萬年），但也通過詳細的案例研究，展現(xiàn)了進化的發(fā)展及其形式的多樣性，而且這些發(fā)展與形式大多數(shù)時候是相互重疊的（有時則是相繼出現(xiàn)的）。

結構與內容

本書的論述分為4個部分，每部分包含1到5個章節(jié)不等。

導論部分界定了本書的研究背景，正是這一背景使從非洲考古學到非洲人的考古學這一主題轉變具有重大意義。第1章一片大陸的小傳闡述了這一轉變的構建過程。非洲一詞的意義是什么？該詞是如何演變?yōu)橹复�整個大陸及其居民的？這一用法之所以得以普及，很顯然是因為相異性（altérité，指代他者）的語境。他者賦予了這片大陸的所有居民一個統(tǒng)稱。因此，正是在特定的形勢下，在自我意識、與作為他者的歐洲征服者相區(qū)分的雙重辯證關系下，這片大陸的居民接受了這一稱呼。

公元前1500年左右希克索斯人(Hyksos)對下埃及（尼羅河三角洲）的征服，是非洲土地經歷的首次殖民活動。這次殖民統(tǒng)治持續(xù)了兩個世紀，直到拉美西斯時代將殖民者驅逐出去。自此以后，一些新的殖民經歷以加速的節(jié)奏相繼上演，19世紀時歐洲殖民列強對整個大陸的征服將其推至頂峰。顯而易見，在每個殖民階段，非洲人都不得不在自我認知及歷史定位方面形成多種調整與適應方式。

第一部分食物生產的出現(xiàn)包括兩個章節(jié)，探討了畜牧業(yè)、農業(yè)和混合農業(yè)等不同食物生產形式的出現(xiàn)及其在整個大陸的擴張。

第2章從覓食者到牧民探究了這場迷人的社會經濟變革的不同面向，在這場變革中，狩獵采集的生活方式逐漸融合了牛的飼養(yǎng)�，F(xiàn)有證據表明，這很可能是一種補充性的畜牧業(yè)，它讓人們可以獲取動物類產品，尤其是牛奶和血，而對動物肉類的消費是到最后才出現(xiàn)的�？脊艑W家們幾乎只從自然史視角展開圍繞馴化概念的術語之爭，但相關爭論往往遮蔽了一個事實，即這些都是文化過程，它們引發(fā)了一些行為變革，并圍繞生存實踐，在動物遺骸上留下模糊的痕跡，進而導致考古數(shù)據中的模糊性。牛的DNA研究顯示，在南亞、中東和非洲曾經存在不同的野牛種群。而在撒哈拉東部和撒哈拉中部塔德拉爾特阿卡庫斯(Tadrart�睞cacus)出土的動物遺骸中，發(fā)現(xiàn)了一些家養(yǎng)牛的遺骸，它們可追溯至全新世早期，也就是距今100008000年左右。這些證據很可能表明了當?shù)氐鸟Z化過程，通過馴化，人們最終形成了小規(guī)模、低存欄量、與其狩獵采集的生活方式相融合的補充性養(yǎng)牛體系。山羊和綿羊則源自中東，在后來的距今7000年前傳入這里。從距今100009000年開始，以畜牧業(yè)為基礎的食物生產形式逐漸傳遍整個大陸，并根據當?shù)氐臈l件進行調整，產生了多樣化的游牧與農牧傳統(tǒng)。

第3章農業(yè)、混合農作和新興的鄉(xiāng)村生活呈現(xiàn)了非洲農業(yè)體系的起源與演變。在長達數(shù)千年的時間里，人們選擇性地栽培某些植物。但再到后來，隨著對空間的利用形式的變化，人們的開墾壓力也隨之增加，而開墾導致某些植物基因的改變，使它們被馴化�？脊艑W家們達成了脆弱的共識，認為撒哈拉南部的農業(yè)興起于公元前二千紀中期，也就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但這忽視了在更早的時期，在亞洲的印度、阿聯(lián)酋和朝鮮就已有馴化粟的跡象，而這種植物是起源于非洲的。此外，考古學家近期在烏干達曼薩（Munsa）的湖泊沉積物中，發(fā)現(xiàn)了公元前四千紀中期的芭蕉科植硅石，這充分說明我們在這一研究領域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本章集中討論了關于整個大陸的谷物種植和園藝傳統(tǒng)的發(fā)展與擴張的考古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