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海內存知己

我想說說老朋友阿蘭·樂比雄。

他是個法國人類學家，是歐洲跨文化研究院的主席，一直致力于在歐洲、非洲以及中國、印度之間創(chuàng)造一種具有跨主體性的跨文化。跨文化完全不同于所謂的文化交流，并不是不同文化之間互相發(fā)現(xiàn)各自的本地知識和文化土特產(chǎn)，而是試圖以不同文化為出發(fā)點來共同創(chuàng)作一種新文化，但如何以不同文化為材料做出新文化，對其方法論尚無一致的理解，于是，跨文化的方法論變成了跨文化的首要難題，這看起來像是個悖論。

現(xiàn)代人害怕悖論，但阿蘭·樂比雄不怕。他的精神或多或少屬于舊時代的貴族（他未必承認這一點），喜歡有國王的國家，但絕不保守，事實上他的學術觀點很激進也很有創(chuàng)意。他出身軍人世家，他的夫人是個榮衰不驚的女侯爵。在殖民地時代，他的祖父曾經(jīng)率部征服北非西非，被表彰為非洲征服者，他的父親曾任印度支那法屬殖民地高官，其殖民業(yè)績終結于奠邊府戰(zhàn)役。他跟我講過胡志明如何大敗法軍以及其中一些類似武俠做派的有趣故事。他出生在越南，但沒有太多印象了，那時他太小。他有許多兄弟，一半是軍人，一半是學者。他的長兄原為法國海軍元帥，曾率法國艦隊參加了第一次海灣戰(zhàn)爭，但因為反對戰(zhàn)爭令美軍很不滿意，認為他故意作戰(zhàn)不力。他自己在非洲做過十二年的田野研究，離奇故事多多。他不是個俗人。

我們大概是在1999年認識的，是知根知底的老朋友了。事實上幾乎從一開始我們就像是老朋友，因為我們很快就發(fā)現(xiàn)我們之間可以徹底使用言論自由權利，而且無論什么政治不正確的言論都引不起對方的驚訝和不快。在這個時代，能夠以赤子之心說話的人已經(jīng)不多。有一次他對我說，他幾乎敢肯定我是他失散的兄弟，他講了一套神秘主義道理，說，每個人都有一些失散的兄弟，分布在世界各地，與民族毫無關系，只與靈魂有關，就是說，與每個人所在的地方、文化和國家無關，但與上帝秘密散布播下的靈魂有關。我?guī)缀跸胝f，他是一個諾斯替主義者。我告訴他，中國有一句詩海內存知己可以表達他的失散的兄弟，我翻譯為：somewhere in the world，someone as a soul friend。不知道譯得對不對，但他認為很對。其實他是個天主教徒，一個形而上的天主教徒，于是與充滿神秘色彩的諾斯替就有幾分相似。我的印象是，音樂、葡萄酒、面包這幾樣東西對于他是神圣的，既等于信仰也等于生活，他說他只需要這幾樣東西，想了想又說，請加上奶酪吧。

我們這本書討論的是一神論，當然與一神教有關，但兩者有些差別。一神教就是一神教，而一神論更主要是一種思維模式，來源于一神教，但已經(jīng)推廣為理解一切事情尤其是政治、倫理和文化的一種思維模式。這些通信的緣起是許多年前的一次活動。德國電影導演施隆多夫本來是故事片導演，著名的作品有《鐵皮鼓》等，他忽然想做一部關于思想活動的紀錄片，找到盧浮宮和跨文化研究院來一起合作。這對于他是新鮮事，對于阿蘭和我也是新鮮事。其中有一集是阿蘭·樂比雄和我討論一神論。這個話題在我們的交往中零零星星地涉及過。拍片時，我們在沒有腳本的情況下去發(fā)問和爭辯，當然討論是很初步的，卻是個思想現(xiàn)場，由此我們對這個題目有了繼續(xù)討論下去的線索。那天，沒有任何游客的盧浮宮難得一見，其肅穆和空曠似乎預留了繼續(xù)對談下去的空間。后來，我們就通過通信繼續(xù)討論，但并沒有得出什么結論，也不可能得出結論，如阿蘭·樂比雄所說的，這是一個具有無限性的題目。

在沒有結束的討論里，他留下兩個他認為非常重要的問題：（1）中國將在世界上占有什么樣的位置？將如何改變世界？這個問題的重點不是中國的政治和經(jīng)濟，而是中國可能如何改變世界的跨文化關系和實踐；（2）天人之間需要什么樣的中間人？或者說，天人相通需要什么樣的協(xié)調媒介？

因為以他的討論為本書的結尾，所以我還沒有回應他的問題。在這里我想簡單說說。第一個問題，是個實踐問題，取決于參與者如何互相呼應，對此我無法預言。第二個問題，最有趣，但決非神秘主義，而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如果在中國文化語境里，這個問題相當于追問：天人合一是如何可能的？我們通常默認天人合一是理所當然的，也完全可以相信那是理所當然的，但一旦追問，這是如何做到的？通過了什么樣的途徑？天人合一就變得有些含糊起來。

天人合一的傳統(tǒng)解釋有：（1）天意或天命下達為民心，民心所向就是天命的證據(jù)（以周代思想為代表）。這個解釋最為古老也最有創(chuàng)意，但有兩個弱點，一個是，天命下達為民心只是一個未經(jīng)證明的假設；另一個是，民心未必可靠，事實上，民心有的時候是一個集體性的錯誤選擇；（2）人順從天的變化而變化（以老子為代表），或者說，人靈活因應天的變化。這種順天而動的被動態(tài)方式也稱作無為，即不刻意不主動，天變人就變，人不去主動求變，不能以人定勝天的方式去強求變化。這是最穩(wěn)妥的天人合一關系，但也有局限性。順天方式善于解釋生命的問題，卻拙于解釋政治和歷史的問題。政治和歷史變遷時常因有為而成功，并不總是無為而成功；（3）對天人的情況進行類比（以漢儒為代表）。就像一切事物的兩面性都能夠與陰陽之間形成類比，天象也很容易與人事形成類比，只要愿意，不同事物之間總能以文學化的方式找到相似性或對應性。嚴格地說，這不是證明，僅僅是類比而已，或者說，這不是論證，而是詩；（4）將天人直接定義為同性質的存在，只是存在方式不同（以宋明儒家為代表），就是說，天人被定義為具有本根上的同一性，比如說，理與氣、理與性、理與心，被定義為本來就相通一致。嚴格地說，這也不是證明，而是定義。

關于天人關系，兩種更為古老的解釋勝過兩種相對晚近的解釋，但仍然都不是完美的解釋。有沒有完美的解釋？我不知道，也沒想出來。總的來說，中國傳統(tǒng)中，無論哪一種解釋，所理解的天人關系都具有直接性（immediate），不需要中介或稱媒介（media）。這與歐洲傳統(tǒng)的思想語境有著巨大差異，歐洲傳統(tǒng)中的上帝與人的關系（相當于天人關系）必須有個中介，先知或祭司，充當溝通雙方的中間人（不過新教的興起也開啟了不再需要中間人的格式）。為什么上帝與人的關系需要中間人？沒有必然理由，傳統(tǒng)使然；同樣，為什么天人關系不需要中間人？也沒有必然理由，傳統(tǒng)使然。而當新教取消中間人時，也沒有充分的論證，只是相信全知全能的上帝當然能夠與人的心靈溝通，但這只是一個假設。在純粹的理論意義上，簡潔的理論通常好過不夠簡潔的理論，因為，每增加一個沒有必然需要的假設，就增加了不可解釋的內容，也就增加了不確定性和自相矛盾的可能性。

再說幾句語言的事情。我們兩個人都不能使用對方的母語，也就意味著在通信中我們都不能使用自己的母語寫作，只能用英語，這必定會造成很多麻煩。從英文翻譯為中文之后，我都有些不認識自己了，在中譯本中阿蘭·樂比雄以洋涇浜中文在說話也就罷了，但是我也以洋涇浜中文在說話，就很奇怪，有一種遙遠又陌生的感覺。這不是譯者的問題譯者已經(jīng)翻譯得很好了而是不同語言有著完全不同的語感和安排語言的方式，甚至，一種語言以其語法的力量在暗中操縱著人的思想語法，以至于用不同語言去思維時，思想也似乎略有不同（我甚至疑心我那些用英文寫作的論文沒準表達了一些屬于英文而不屬于我的想法）。我本來想試試把洋涇浜的文字改為中文風格，但試了幾句就放棄了這種努力。我發(fā)現(xiàn)那幾乎是不可能的，每種語言都有自身強大的結構和傾向，除非重新寫作，否則幾乎無法消除從句結構的后遺癥或有些滑溜的能指產(chǎn)生的歧義。可是，如果重新寫作的話，感覺和氣氛就有所改變，甚至有的觀念也會有所出入，就失去了討論的現(xiàn)場感。因此，我選擇保留洋涇浜的現(xiàn)場感，這是另一種真實。當不能以母語去表達，就會有這樣奇怪而真實的跨文化狀態(tài)。

我要感謝譯者王惠民，這本書涉及不少西方宗教人物和拜占庭歷史，以及中國古代思想，都不容易翻譯，他做了很仔細的工作。

趙汀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