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橋經驗的精髓是踐行黨的群眾路線，在黨領導下依靠群眾將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tài)。作為中國式基層治理現代化探索的重大經驗，新時代楓橋經驗在黨領導下通過多元共治的路徑、體系和機制建設，將矛盾糾紛化解在社會基層和萌芽狀態(tài)，這也是黨和國家賦予堅持和發(fā)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應有之義。多元共治的路徑、體系和機制建設是同塑共筑的關系。在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過程中，加強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建設，推動著矛盾糾紛多元共治體系建設，形成了矛盾糾紛多元共治的特色路徑。

1．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將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tài)

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中國共產黨人區(qū)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走向勝利的重要法寶。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一如既往地堅持群眾路線，并不斷深化群眾路線的認識和實踐，實現好、維護好、發(fā)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領導中國人民邁向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指出：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是我們黨永葆青春活力和戰(zhàn)斗力的重要傳家寶。不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都要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黨的正確主張變?yōu)槿罕姷淖杂X行動，把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新時代必須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的全部活動之中。新時代新征程，黨的二十大報告要求，全黨要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樹牢群眾觀點，貫徹群眾路線，尊重人民首創(chuàng)精神，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接受人民批評和監(jiān)督，始終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不斷鞏固全國各族人民大團結，加強海內外中華兒女大團結，形成同心共圓中國夢的強大合力。

楓橋經驗是在中國基層治理中貫徹實施黨的群眾路線的成功典范。在楓橋經驗形成和發(fā)展的過程中，無論教育改造四類分子，還是幫扶教育、維護社會穩(wěn)定、化解社會矛盾糾紛，楓橋經驗始終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尊重人民的首創(chuàng)精神，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隨著不同時期形勢變化、黨和國家的任務要求不斷與時俱進，成為引領黨的群眾路線的一面旗幟。從諸暨縣法院1963年關于調解工作的基本總結和今后任務的報告、1965年諸暨縣楓橋人民法庭工作總結，以及草塔公社黨委1978年關于推廣楓橋經驗、搞好民事調解工作的經驗介紹等來看，在打擊敵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糾紛的過程中，楓橋經驗始終堅持黨委領導、依靠群眾、調查研究、就地解決、調解為主的方針，實現了矛盾不上交。如楓橋法庭在下鄉(xiāng)巡回辦案時，采取法庭干部、調解組織、群眾三結合的方法，依靠基層干部和群眾查清事實、摸準當事人的活思想、做好思想工作，在半個月時間內解決各種生產權益糾紛兩百多件，促進了農業(yè)發(fā)展。

正是堅持和貫徹了黨的群眾路線，緊緊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楓橋經驗才得以形成和發(fā)展，且始終注重群眾參與化解矛盾糾紛的機制建設，不斷開拓進取。如改革開放之后，楓橋經驗依靠群眾維護社會治理，收到了案件較少、治安穩(wěn)定、經濟發(fā)展的效果，楓橋區(qū)近十年年均刑事案件法案數和捕人數分別占總人口的萬分之二點九六和萬分之一點四六，明顯低于全省和紹興市的平均比例，社會穩(wěn)定，經濟發(fā)展；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后，楓橋經驗堅持貫徹黨的群眾路線，依靠群眾多元解決矛盾糾紛，將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tài)，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zhèn)、矛盾不上交，形成了新時代楓橋經驗。

2．充分發(fā)揮人民調解在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中的前端和基礎性作用

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形成并不斷發(fā)展完善的糾紛解決方式，人民調解發(fā)軔于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 經過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以及1949年之后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現已成為我國社會治理的基本制度內容，對經濟社會的穩(wěn)定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并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楓橋經驗在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建設過程中，將人民調解作為依靠群眾的重要渠道，始終重視人民調解工作，充分發(fā)揮其在化解矛盾糾紛的重要作用，形成了人民調解的楓橋經驗。

早在20世紀50年代，諸暨鄉(xiāng)鎮(zhèn)都已建立了各級調解組織。1958年6月，全縣64個鄉(xiāng)鎮(zhèn)調解委員會（簡稱調委會）全部更名為調處委員會，848個農業(yè)社（村）建立了調處小組。1961年后恢復原稱，此后諸暨的人民調解發(fā)展相對迅速。1962至1965年期間，全縣基層調解組織從827個發(fā)展到1263個，調解干部也從4534人發(fā)展到5597人。為了有效預防和化解基矛盾糾紛，諸暨縣人民法院在楓橋區(qū)委的領導下積極指導、監(jiān)督并幫助人民調解組織開展活動，依靠群眾自我教育，就地及時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做到了矛盾不上交。

改革開放之后到90年代初期，諸暨的人民調解恰逢融打、防、教、管、建于一體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楓橋經驗形成之契機，呈現出迅猛發(fā)展之勢。1981年，諸暨組建縣司法局，將管理人民調解工作作為司法局的主要任務。在司法局開展的有重點的調整和整頓基層調委會以及在鄉(xiāng)鎮(zhèn)建立調解辦公室等措施的積極推動下，至1991年，諸暨的人民調解委員會已發(fā)展到1453個，涉及鄉(xiāng)鎮(zhèn)、行政村、居委會、企事業(yè)單位等，調解糾紛的總數達10.4萬件。相比此后20年的統(tǒng)計數據，這一時期（19811991）可謂諸暨人民調解發(fā)展的輝煌時期。究其原因，是國家在改革開放初期針對人民調解出臺了一系列專門或相關的助推規(guī)定，如憲法、法律、法規(guī)、規(guī)章以及規(guī)范性文件，加之中國的民主和法制建設剛剛開始，司法在民事審判中的權威尚未建立，解決糾紛的效果有限。如此情形下，盡管中國隨著改革開放的發(fā)展已經開始了從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的轉型，但這個過程進展緩慢且受上述因素的影響，人們在發(fā)生矛盾糾紛時訴諸人民調解的慣性依賴沒有太大的改變。更重要的是，在諸暨，關于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楓橋經驗要求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糾紛和一般治安案件，將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建設及其調解工作置于重要地位，有力助推諸暨的人民調解委員會建設及其調解工作的發(fā)展。

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期，與人民調解在全國陷入低迷相反，諸暨的人民調解因楓橋經驗而開展得有聲有色且不斷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這一時期，為了滿足楓橋經驗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中通過建立部門協同和村鎮(zhèn)聯動的機制來預防矛盾、通過人民調解來化解矛盾的需要，諸暨對人民調解委員會及其工作進行了全覆蓋的規(guī)范化、制度化和標準化建設。如1996年，諸暨以開展基層建設年為契機，成立了人民調解協調中心以加強基本調委會標準化建設，對鎮(zhèn)鄉(xiāng)調解工作實行規(guī)范化管理，形成了市、鎮(zhèn)（鄉(xiāng)）、片、村四級調解網絡；2000年，諸暨已在35個鎮(zhèn)鄉(xiāng)全部建立調解中心，形成鎮(zhèn)鄉(xiāng)有調解中心、辦事處有調解小組、村里有調委會、村民小組有聯絡員的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的調解組織網格，將調解組織的觸角徹底伸入人民基層、深處和內部，組成了全面覆蓋、不留死角的調解協調網絡； 2003年，諸暨開展以五有四落實（即有辦公場所、標牌、印章、記錄、統(tǒng)計臺賬，落實組織、制度、工作、報酬）為標準的工作檢查。并因地制宜地創(chuàng)新出調解工作的很多機制和方法，如楓橋鎮(zhèn)調委會于1984年摸索出六個優(yōu)先、六個心的工作方法，又于1988年進行了防糾紛發(fā)生、防民轉刑、防非正常死亡的三防試點，促進人民調解工作實現從單純處理型向主動預防型轉變、從平息一般糾紛向防激化轉變、從和事佬調解方法向依法調解和提供法律幫助轉變，也即所謂三轉變。

2008年之后，隨著楓橋經驗的發(fā)展，在工作機制和方法創(chuàng)新的同時，諸暨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模式也步入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時期。尤其是2010年以后，作為全國35家社會管理創(chuàng)新綜合試點單位之一，諸暨市開始探索并積極構建發(fā)揮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前端和基礎性作用的大調解體系，一方面夯實人民調解委員會在大調解體系中的基礎作用，在縱向上形成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體系建設領導小組領導的、市人民調解工作中心指導的市、鎮(zhèn)、村三級人民調解網絡，在橫向上則建立健全市聯合人民調解委員會以及各專業(yè)性、行業(yè)性人民調解委員會；另一方面進一步完善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與司法調解、行政調解、檢察和仲裁工作、信訪工作的銜接互動。2015年，諸暨在健全基層人民調解組織的基礎上加強社會化調解組織建設，推進鄉(xiāng)賢志愿者、新聞媒介、仲裁員等多元力量參與人民調解，并推動政府購買服務、調解類社會組織孵化等社會化運作，又于2016年加強人民調解志愿者隊伍建設。2017年，諸暨市司法局著力構建以人民調解為基礎，由政府、社會和專業(yè)力量共同參與的人民調解 專家、品牌、志愿、聯動、互聯網模式。同年，諸暨市法院成為浙江省開展律師調解試點工作的試點法院，對全市參加律師調解的律師開始進行有組織、分批次開展平臺運用以及律師調解工作的動員和培訓。時至今日，諸暨人民調解已經由單一調解向多元調解發(fā)展，正在打造以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為基礎，行政調解、司法調解、律師調解以及在人民調解 專家、品牌、志愿、聯動、互聯網模式建設過程中形成的多類調解相互銜接或者配合、傳統(tǒng)方法與現代方式結合的高效化解矛盾糾紛的體系、機制和方法，以充分發(fā)揮人民調解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作用。

總體而言，楓橋經驗作為中國基層社會治理的經驗，立足基層抓基礎始終是其堅守，重視并充分發(fā)揮人民調解委員會在基層社會治理中化解矛盾糾紛的前端和基礎性作用是其特色。黨的十八大以來，諸暨市不斷健全完善和改進各級人民調解委員會的組織、工作機制和方法的建設，并在各鄉(xiāng)鎮(zhèn)設立了直屬司法所用以加強對基層人民調解委員會工作的指導，進行拓展和深化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的各種探索實踐，夯實了傳統(tǒng)村（居、社區(qū)）人民調解委員及其調解工作在矛盾糾紛多元化解中的基礎地位。經過改革開放以來持續(xù)不斷的努力，諸暨市的基層人民調解委員會建設及其調解工作已走在全國前列，人民調解與其他調解形式對接或配合所形成的新模式也發(fā)展得很快，在化解社會矛盾糾紛方面可謂是獨當半壁江山，并因此形構了人民調解的楓橋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