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學界對于闡釋學的熱議有重要意義，推出了數(shù)量可觀的論著，提出了許多具有創(chuàng)造性和啟發(fā)性的觀點。如張江教授在論文中首次提出了公共闡釋與強制闡釋理論。這些觀點產(chǎn)生了很好的反響，有評論者認為：不妨將強制闡釋公共闡釋拿來，結合歷史學學科的特點，立足中國歷史科學的歷史與現(xiàn)實去探討歷史闡釋。其目標是要形成闡釋學的中國學派，建構具有民族特色的現(xiàn)代闡釋學體系。為此，不但要深入研究西方闡釋學的學術成果，同時必須深入發(fā)掘和總結本國的資源。無論從所闡釋經(jīng)典的重要性、命題的深刻性與鮮明性方面，還是從傳承發(fā)展時間的長遠性、產(chǎn)生社會效果的強烈性等方面來看，《公羊傳》對《春秋經(jīng)》所作的闡釋，都具有典型的意義。對其闡釋的內容、成就和特征，值得進行深入剖析，從而為建構中國闡釋學提供助力。本文即選取影響最大、特色最鮮明的公羊學三世說闡釋史進行分析，期望引起同行的關注與討論。

在《春秋公羊傳》中，三世說等主要命題都經(jīng)歷了長期的闡釋、推演過程�！豆�羊傳》特別具有闡釋的特性，原因在于它與《春秋經(jīng)》之間的關系。孔子所修《春秋經(jīng)》，文字簡略而精密，表達隱晦，評判極有分寸，通過運用褒貶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左傳》成公十四年）�！洞呵锝�(jīng)》這種重義的特點，在儒學史上意義極為重大，如孟子所評論的，《春秋經(jīng)》具有綱紀天下的作用，是行天子之事。孟子又說，孔子修成《春秋經(jīng)》的功勞可與大禹和周公相媲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春秋經(jīng)》文字這么簡略，內涵卻這么重要而隱晦，這就必須專門加以闡釋才能發(fā)揮其經(jīng)典的力量。于是有以公羊高和谷梁赤為代表的孔門后人專門進行闡釋，其成果分別是《公羊傳》和《谷梁傳》。公羊學派分析更加深刻，發(fā)揮更為透徹，遠勝于谷梁學。

《春秋公羊傳》的傳承始于戰(zhàn)國中晚期，原先是口說相傳，至西漢景帝時才著于竹帛，署名的最初傳授者即為公羊高。由此形成了一個推崇孔子為政治家、視《春秋經(jīng)》為一部政治書的公羊學派；其與西漢末才流傳、推崇孔子為史學家、視《春秋經(jīng)》為一部歷史書的《左傳》學派，形成明顯迥異的風格。

《公羊傳》使用問答體，凸顯了闡釋《春秋經(jīng)》微言大義的獨特品格。更為寶貴的是，它奠定了公羊學說這套命題和話語體系的基礎，堪稱早期中國闡釋學領域的成功展現(xiàn)，后代學者即可依據(jù)這些基本命題，包括大一統(tǒng)三世異辭夷夏可變論撥亂反正，以俟后圣等，根據(jù)本人的體會而一再加以闡釋。此后在歷史上對社會進程和學術變遷產(chǎn)生極大影響的張三世通三統(tǒng)華夷一家以經(jīng)議政等命題均由此推演。為何能產(chǎn)生如此深遠的影響呢？其奧秘在于《公羊傳》所概括的基本論題乃關系到華夏民族發(fā)展的根本性問題，都有深刻的哲理蘊涵，與國家民族的前進方向有著密切關聯(lián)。如大一統(tǒng)觀念，《公羊傳》將之置于開宗明義的地位，強調要高度重視統(tǒng)一的事業(yè)，這就是對《春秋經(jīng)》王正月的解釋：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tǒng)也。經(jīng)過《公羊傳》的闡釋，要求全體臣民和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都應絕對服從天子，因此大一統(tǒng)便成為指導全中國范圍內政治制度和社會生活、意識形態(tài)的理論�！豆�羊傳》大一統(tǒng)觀中還包含夷夏可變論的進步民族觀。一些宋明儒者對此很不理解，誤認為孔子始終持排斥夷狄的態(tài)度，凡儒者就必須固守夷夏之大防，實則違背了孔子學說的精義。而這恰恰是公羊學者堅持要闡明的原則問題，也是中國本土歷史闡釋學一項了不起的貢獻�！豆�羊傳》既講內諸夏而外夷狄，同時又明確主張夷夏可變論，兩者都是對孔子思想的繼承。在古代，諸夏即中原地區(qū)處于較先進的社會階段，應該阻止處于后進階段的夷狄對中原地區(qū)的襲擾，故孔子推崇管仲能聯(lián)合諸侯、保衛(wèi)諸夏的功績。但《公羊傳》不是以種族來區(qū)分諸夏與夷狄，而是以文明或道德進化來區(qū)分，所以夷狄可以稱子，可以受到贊許，而諸夏如在文明或道德上倒退了，可視為新夷狄。后世眼光遠大的公羊學者對此繼續(xù)推進，使公羊學夷夏觀在促進民族間交融、團結方面起到重大作用，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放射出獨特的光輝。